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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有关“玄学与科学”的论战

张耀杰2018-04-13 23:07

张耀杰

1923 年2月,张君劢应吴文藻的邀请来到清华,给一批即将赴美留学的学生演讲“人生观”。张君劢认为,人生观与科学不同,其表现内容为:第一,科学为客观的,人生观为主观的;第二,科学为论理的方法所支配,而人生观则起于直觉;第三,科学可以以分析方法下手,而人生观则为综合的;第四,科学为因果律所支配,而人生观则为自由意志的;第五,科学起于对象之相同现象,而人生观起于人格之单一性。他由此得出结论:科学无论如何发达,而人生观问题之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惟赖人类之自身而已。

张君劢的演讲稿《人生观》在《清华周刊》刊载之后,惹恼了他的好朋友丁文江(字在君),丁文江奋笔写作的长文《玄学与科学》,分别于1923年4月15、22日连载于《努力周报》第48、49号,并由此挑起了被胡适认定是“为科学作战”的一场轮番论战。站在张君劢一边的知名人士主要有梁启超、张东荪、瞿菊农、林宰平,站在丁文江一边的主要是在《努力周报》及其《读书杂志》发表文章的胡适、王星拱、任叔永、吴稚晖、范寿康、唐钺等人。

这样的一场论争,当事双方都没有能力得出一个相对明确的结论,直到今天,被丁文江称之为“玄学”的伪命题伪科学,依然在打着传统文化的旗号大行其道。

夹缠不清的“玄学与科学”

1923年11月29日,胡适为上海亚东图书馆编辑成册的《科学与人生观》一书写作长篇序言,其中谈到了这场论战的直接背景:

我在本年三四月间,因为病体未复原,曾想把《努力周报》停刊,当时丁在君先生极不赞成停刊之议,他自己做了几篇长文,使我好往南方休息一会。我看了他的“玄学与科学”,心里很高兴,曾对他说,假使《努力》以后向这个方向去谋发展——假使我们以后为科学作战——《努力》便有了新生命……

到了丁文江去世20周年的1956年初,胡适在长达12万字的《丁文江的传记》里,进一步概括了丁文江与张君劢的主要争点:

这里表面上的问题是:“人生观问题之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但这问题的背后,还有一个问题:“科学专注于向外……其结果为物质文明。欧战终后,有结算二三百年之总账者,对于物质文明,厌恶之论已屡见矣。”科学及其结果——物质文明——不但是“已成大疑问”的东西,并且是在欧洲已被“厌恶”的东西,青年人当然应该回到那些“侧重内心生活之修养”而“其结果为精神文明”的“自孔孟以至宋元明之理学家”了。所以在君当日把问题看作“玄学与科学为敌”的问题。

胡适指出,张君劢的观点并不新鲜,在此之前的1920年,梁启超已经在《欧游心影录》中表述过类似观点:“近代人因科学发达,生出工业革命,外部生活变迁急剧,内部生活随而动摇。……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

底气不足的梁启超在断言“科学破产”的同时,还知道自相矛盾地留有余地,说是“读者切勿误会,因此菲薄科学,我绝不承认科学破产,不过也不承认科学万能罢了”。他的亲信弟子张君劢却借助于“欧洲人”的名义,明目张胆地“厌恶”起“科学”来。

丁文江在《玄学与科学》中所针对的“玄学”,指的是张君劢原文中所说的古今中外的哲人如孔子、墨子、孟子、释迦、耶稣、兰博尼兹、黑格尔、叔本华、哈德门。在胡适看来,丁文江把张君劢所谓的“人生观”叫做“玄学”,实在太恭维他了,张君劢的所谓“人生观”实在是“很武断的说法”。张君劢列举的这些哲人,都不会承认他们的人生观是“直觉的”。这些人当中,如墨子、孟子都是很讲究论辩方式的。佛教也极讲究定义与方法,为此还创立了很严格的“因明伦理学”。至于兰博尼兹、黑格尔等几位,更是最讲究论理、定义、方法的哲学家。说他们的人生观都“无论理学之公例以限制之,无所谓定义,无所谓方法”,这真是“很糊涂的污辞”。

换言之,丁文江发起的这场号称是“玄学与科学”的学术论争,从一开始就出现了严重错位。张君劢所谓的“人生观”,既不是“人生观”也不是“玄学”,而是一种牵强附会、信口开河的伪命题。所谓“玄学与科学”的论争,其实是不具备足够健全的科学精神的丁文江,与公然否定科学精神的张君劢之间,夹缠不清的一场混战。

关于这一点,老辈学人吴稚晖在《箴洋八股化之理学》一文中,曾经有过生动形象、痛快淋漓的分析总结:

最近张、丁科学之争,……主旨所在,大家抛却,惟斗些学问的法宝,纵然工力悉敌,不免混闹一阵。实在的主旨,张先生是说科学是成就了物质文明,物质文明是促起了空前大战,是祸世殃民的东西。他的人生观是用不着物质文明的。就是免不了,也大家住着高粱杆子的土房,拉拉洋车,让多数青年懂些宋明理学,也就够了。于是丁先生发了气,要矫正他的这种人生观,却气极了谩骂了玄学鬼一场,官司打到别出去了。后来他终究对着林宰平先生把他的初意简单的说了出来。

吴稚晖所说的丁文江的“初意”,指的是丁文江到了1923年6月10日,才在《努力周报》第56号为答复林宰平而写作的《玄学与科学的讨论的余兴》里,点出他所要争论的“本题”:“读者要记得,科学方法是否有益于人生观,欧洲的破产是不是科学的责任,是这一次讨论里面最重要的问题。”

科学方法与人生观

胡适在《丁文江的传记》中,重新梳理了丁文江所要争论的这两个“本题”:第一,欧洲的破产是不是科学的责任?第二,科学方法是否有益于人生观?

关于第一个“本题”,丁文江的答案是:“欧洲文化纵然是破产(目前并无此事),科学绝对不负这种责任。因为破产的大原因是国际战争。对于战争最应该负责的人是政治家同教育家,这两种人多数仍然是不科学的。……欧美的工业虽然利用科学的发明,他们的政治社会却绝对的缺乏科学精神。……人生观不能统一,也是为此。战争不能废止,也是为此。”

关于第二个“本题”,丁文江在《玄学与科学》中回答说:

科学不但无所谓“向外”,而且是教育同修养最好的工具。因为天天求真理,时时想破除成见,不但使学科学的人有求真理的能力,而且有爱真理的诚心。无论遇见甚么事,都能平心静气去分析研究,从复杂中求单简,从紊乱中求秩序;拿论理来训练他的意想,而意想力愈增;用经验来指示他的直觉,而直觉力愈活。了然于宇宙、生物、心理种种的关系,才能够真知道生活的乐趣。这种“活泼泼地”心境,只有拿望远镜仰察过天空的虚漠,用显微镜俯视过生物的幽微的人,方能参领得透彻——又岂是枯坐谈禅,妄言玄理的人所能梦见?

丁文江在《玄学与科学》一文中,还针对张君劢所极端推崇的“中国的精神文明”批评说:“提倡内功的理学家,宋朝不止一个,最明显的是陆象山一派。……我们看南渡时士大夫的没有能力,没有常识,已经令人骇怪。其结果叫我们受蒙古人统治了一百年,江南的人被他们屠割了数百万,汉族的文化几乎绝了种。……到了明末,陆王学派风行天下,他们比南宋的人更要退化:读书是玩物丧志,治事是有伤风雅。……有起事来,如痴子一般,毫无办法。陕西的两个流寇居然做了满洲人的前驱。单是张献忠在四川杀死的人,比这一次欧战死的人已经多了一倍以上,不要说起满洲人在南几省作的孽了。我们平心想想,这种精神文明有什么价值,配不配拿来做招牌攻击科学?……”

“陆王学派”,指的是宋、明两代以陆九渊(字子精,人称存斋先生、象山先生)、王守仁(字伯安,别号阳明)为代表的刻意讲求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貌似全能全知却分不清楚公私群己之权利边界的一派儒生。

对于中国传统文人刻意讲求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类的“内心生活之修养”,胡适在《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一文中另有批评:宋儒“格物穷理”的方法比汉儒更加接近于归纳法,只是宋儒的目的并不在今日明日格的这一事,而是想“不役其知”,以求那豁然贯通、一劳永逸的终极天理。最后一步,丢了具体的物理,去求那“一旦豁然贯通”的大澈大悟,“决没有科学”。

也就是说,西方经验主义的科学归纳法,是要从若干经验事实中归纳出相关事物的分门别类的一般原理,而不是宋儒所说的那种决定万事万物的天道天理。包括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地理、生物制药、航天科技、电子通讯,尤其是心理学、人文社会科学在内的西方经验主义的科学归纳法,还要与推理演绎的另一种科学方法相互配合,才是比较完整的科学的方法。包括宋儒在内的中国传统文人没有基本的学科划分和科技手段的“格物穷理”,连现代科学最为基本的门槛都没有进入过。

丁文江的人生观

丁文江在《玄学与科学——答张君劢》一文里,还正面介绍了他自己的宗教人生观:

我岂但不反对美术,并且不反对宗教,不过我不承认神学是宗教。十二年前,我做《动物学教科书》,说蚁类优胜的理由:“所谓优胜者,就蚁之种系言则然耳。……合至愚之蚁为群,而蚁之种乃优胜,何哉?曰,牺牲个体之利益以图一群之利益也,牺牲一群一时之利益以图一种万世之利益也,言群学者可以鉴矣。”……我的宗教的定义是为全种万世而牺牲个体一时之天性,是人类同动物所公有的。

写作《<科学与人生观>序》的胡适,是基本上认同丁文江这种“为全种万世牺牲个体一时”的宗教观念的。他在吴稚晖的相关论述基础上概括出的十条“人生观”之第十条,是这样表述的:

根据于生物学及社会学的知识,叫人知道个人——“小我”——是要死灭的;而人类——“大我”——是不死的,不朽的;叫人知道“为全种万世而生活”就是宗教,就是最高的宗教;而那些替个人谋死后的 “天堂”“净土”的宗教,乃是自私自利的宗教。

胡适认为,“这种新人生观是建筑在二三百年的科学常识之上的一个大假设,我们也许可以给他加上‘科学的人生观’的尊号。但为避免无谓的争论起见,我主张叫他做‘自然主义的人生观’。”

但是,稍微懂得一点点自然科学常识的人都应该知道,人类是大自然长达45亿年的进化演变的结晶,相对于大自然来说,人类其实是很渺小的。一个以主体个人为本体本位的文明正常人,是不会纠结于人力之外子虚乌有、无限绝对、永恒不灭的所谓“全种万世”的。在力所能及的边界范围之内,尽到自己的一份相对有限的社会责任和职业本分,才是一个文明正常人造福于人类社会的最佳方式和最佳途径。

到了1956年的《丁文江的传记》中,胡适谈到丁文江的宗教人生观时介绍说,这里面有丁文江25岁左右写作《动物学教科书》时的见解;有37岁写《玄学与科学——答张君劢》时的见解。这种见解和他1934年48岁时写作的《我的信仰》,大致上也是一致的。

《我的信仰》是丁文江1934年5月6日在天津《大公报》发表的一篇星期论文,其中写道:“我不相信有主宰世界的上帝,有离身体而独立的灵魂。……宗教心是为全种万物而牺牲个体一时的天性,是人类合群以后长期演化的结果,因为不如此则不能生存。”丁文江公开承认,他的这种信仰是不符合他自己提倡的科学精神的:“一部分是个人的情感,无法证明是非,难免有武断的嫌疑,请读者原谅。”

1956年的胡适,已经充分见证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对于人类社会的极端败坏,于是,他在《丁文江的传记》中难能可贵地明确指出:丁文江从来不讳言他的宗教人生价值观中含有科学的因素和非科学因素,丁文江经过严格训练的科学知识使他不相信“有主宰世界的上帝,有离身体而独立的灵魂”;但是,他的“宗教心特别丰富”的情感使他相信“为全种万世牺牲个体一时”就是宗教。“他的情感使他不能完全了解这种宗教心可以含有绝大的危险性,可以疯狂到屠戮百千万生灵而还自以为是‘为全种万世牺牲个体一时’!……这种‘为全种万世牺牲个体一时’的信念,只可以作为一个感情特别丰富的人用来律己的信条,而不可以用作律人或治人的宗教。”

1935年12月2日,时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的丁文江从南京来到长沙,应铁道部长顾孟馀约请探查粤汉铁路沿线可供开采的煤矿资源,同时受教育部长王世杰委托,在长沙附近为清华大学等北方高校的战时南迁选择校址。作为参与设计粤汉铁路的地质专家,丁文江自己最为关心的是:万一华北不能保全了,万一平汉铁路不能继续运煤南下了,粤汉铁路沿线的南方诸省的能源供给如何解决?

12月7日,丁文江从南岳衡山乘坐铁路局汽车到茶园铺,然后步行15里前往谭家山煤矿。他走下600深的矿洞,累得衣服全部湿透。走出洞口,天气极冷,他不肯洗澡,把湿衣服烘干就离开了。过度劳累的丁文江,当天便开始伤风感冒。12月8日是星期天,丁文江入住衡阳市区的粤汉铁路株韶段路局的宾馆,与老朋友凌鸿勋交谈了一整天,晚上又到凌鸿勋家吃饭,约定第二天同去耒阳考察马田墟煤矿。9号早晨凌鸿勋来到宾馆,才发现服用安眠片又封闭门窗的丁文江,因为在壁炉中烧煤取暖而煤气中毒。由于救治过程的一再失误,致力于科学救国和公忠报国的丁文江,于1936年1月5日下午在长沙湘雅医院去世,年仅49岁。

到了25年后的1961年11月6日,胡适在美国国际开发总署亚东区科学教育会开幕式上发表英文演讲《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再一次重复了他和丁文江基本一致的科学发展观:

一位东方的诗人或哲人坐在一只原始舢板船上,没有理由嘲笑或藐视坐在近代喷射机在他头上飞过的物质文明。……我大约三十多年前说过:“这样充分运用人的聪明智能来寻求真理,来控制自然,来变化物质以供人用,来使人的身体免除不必要的辛劳痛苦,来把人的力量增加几千倍几十万倍,来使人的精神从愚昧、迷信解放出来,来革新再造人类的种种制度以谋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这样的文明是高度理想主义的文明,是真正精神的文明。”

对于极力维护蒋家王朝家天下的蒋介石父子及其追随者来说,胡适所大力提倡的来自西方社会的先进文明和科学技术,一直是被当作“一种免不了的障碍,一种少不了的坏东西,至多也不过是一种只有功利用处而没有内在价值的东西”而加以限制利用和严防死守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胡适泛泛而谈的上述演讲,无意之中触犯了很多人的致命痛点,随之而来的由所谓“新儒家”领军人物徐复观带头挑起的一场文化围剿,导致胡适在台湾“中央研究院”欢迎新院士的酒会上突发心脏病倒地而亡,时间是1962年2月24日6时35分。胡适的《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的演讲稿,因此成为他提倡科学救国、公忠报国的一曲绝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