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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城市会好吗

单昱衡2018-09-08 04:50

单昱衡

在科技进步和物质繁荣的当今世代,人类文明正在经历一场大溃败,其重要体现就是城市文化的空洞、苍白、乃至解体——这是城市历史学家刘易斯·芒福徳在20世纪中期的敏锐判言。芒福徳是美国的城市规划理论家和历史学家,生于资本主义和社会财富狂飙突进的19世纪末的纽约。受著名生物学家、城市与区域规划科学的先驱之一帕特里克·格迪斯的启蒙影响,他反对20世纪初以建筑师为主导的规划学界功能主义和机械决定论盛行的风气,提出要在一个更广泛的,综合了区域生态、社会环境和历史文化的视角上重新理解城市规划。与其把芒福徳单纯地定义为城市规划理论家,倒不如说他只是把城市规划这一集合了建筑、生态、社会、历史和文化的复杂学科作为他精深思想范式的试验田。也正是在这块试验田里,他的思考超越了城市形态的狭窄范围,进入了社会文化批判、技术哲学思考以及前瞻人类命运的宏大主题中。

历史中的城市

在《城市发展史》一书中,芒福徳回顾了城市物理形态以及其作为政治社会单元的发展进程,并给出了他关于城市本质的深刻洞见。城市,作为人类社会活动的载体,象征着各种社会关系的聚合。既是世俗物质生活的市场,又是神圣精神生活的庙宇。同样,政治权力、市民生活、手工业、服务业同时存在于一座城市中。芒福徳指出,城市和乡村最本质的区别在于社会交往形式的不同。历史上的乡村总是以氏族小聚落的形式存在,村民往往互有血缘关系,或者至少相互熟识。他们在一种相对紧密的关系中从事农业生产,照看彼此的小孩,交换谷物和生活用品同时以家庭和邻里为单位进行情感交流。这种紧密的社会交往主体被美国社会学家C.H.库利称为首属群体,与之对应的是次属群体。芒福徳认为,构成城市生活的核心要素是高度发达的次属群体,包括商会、学校、职业群体和市民社团等。他们的活动范围和组织架构的复杂性都大大超过构成乡村生活的首属群体。在一座功能完整的城市中生活并不要求你熟悉其中所有人。个人所获取的服务完全由有组织的行业所提供。去市场采购食物,去鞋匠处修理鞋子,或者去市政厅登记结婚,都不要求和提供服务的个人有私人来往。正是在城市中,人类的社会交往超越了血缘纽带和邻里关系,升华为一种更高级的社会组织形式。

中世纪城市和古典时代的城市都有一些相同的特点,比如紧密的城市肌理,防御性的城墙,还有位于中心统治地位的宗教建筑物。如果说古希腊时期的雅典卫城还没有作为城市生活的绝对核心而存在,与之相对应的现象就是在整个中世纪,教堂或者修道院几乎是城市的唯一核心。而城堡、市政中心虽然往往也位于城市中央,但在功能上还是居于附属位置。从热那亚到弗洛伦萨,所有中世纪城市几乎都通过教堂的核心位置和巨大体量宣告着神权的至高地位。有意思的是,在神权统治的年代,教堂的职能甚至比现代还要丰富。与其将它定义为宗教设施,倒不如比作现代的社区中心,这里可以举行集会,上演宗教戏剧,还可以作为公共论坛,甚至是存放贵重物品的保险箱。

通过比较不同形式的中世纪城市结构,芒福徳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那就是中世纪城市肌理的形成并非出于王权或者教权的强力意志,因而不是为了一个预先设定的目标,而是因着一种社会需要应运而生。这表现在中世纪城市中蜿蜒曲折的小巷和因地势而妥协的城镇规划上。直到16世纪攻城利器加农火炮发明之前,中世纪城市常常利用崎岖的山石地面来修建防御工事。因为不用考虑轮式车辆必需的平正道路和供水’排水设施,利用地势来修建城市就比起平整地面修城要经济得多。芒福徳认为中世纪的城市规划属于一种“有机规划”:“它随新需要而不断发展;随新的机遇而适时丰富更新,经过一系列的调整综合,变得越来越协调一致、紧凑致密,同时又体现出自身明确的目的性,最终生成一个极其综合丰富的城镇,它并不比预先规划的几何形方案更逊色。”同时,有机规划并不意味着放弃人类自觉的努力。中世纪城镇的魅力和协调统一离不开当时规划专家的严格训练、规划的系统性要求和完备的管理制度。

中世纪城市中的社会交往范围和复杂程度要远远小于现代城市。 原因在于前者的地理和社会条件限制了居民的社会活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世纪城镇就像拥有防御工程的大型村庄。在超过城镇作为一个有机单元所能发挥其作用的极限后,城市也就不复存在了。在步行所能达到的范围(1英里),中世纪城市的功能能正常发挥。一旦城市扩张超越有边界,就只能创造一个次中心来满足城市的正常运转。芒福徳观察到,因为这种现象的存在,中世纪城镇的分布是分散和低密度的,其中规模最大的人口也不超过35000人,并且城镇(居民定居点)之间的距离大多在一天之内能够步行往返。攻城火炮发明后,城墙就失去了作用。尽管城墙的存在并不是中世纪城市发展被限制的理由,城墙的消失在一定程度与城市边界的消失同步进行。这样,城市边界的瓦解就意味着自给自足的中世纪城市的瓦解,同样也预示着更大范围内文化的解体。

在随后到来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中,欧洲的城市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首先是一种全新的经济形式,即资本主义的重商主义开始在欧洲国家萌芽;政治上,中央集权制度取代了地方保护主义,以群主寡头政治的形式席卷欧洲大陆,宗教势力进一步衰落了;意识形态领域,随着物理学的发展,人们以更为精确和抽象的方式看待外部世界,时间和空间都脱离了中世纪混沌的语境,开始准确地被人们认知;因为地理大发现和经济商业的发展,“永恒”的概念在普罗大众中瓦解了,人们把热情投向了世俗生活所能摄取的一切。

由旧制度到新制度的过程持续了若干个世纪,其趋向在17世纪后才开始慢慢显露出来。这场大变动中城市所指向的新状态,芒福徳称为“巴洛克城市”。中世纪城市的精神是根据社会生活需要一点点营造城镇,巴洛克城市的主旨则在于用精确的平面几何精神从整体上改变城市。巴洛克城市要求一种整洁和秩序,其象征物,就是笔直的街道、圆形拱门以及建筑间一致的立面。

所幸当时的规划师大多怀着谦卑谨慎的态度对待城市,同时也不具备那么大的权力改变城市的整体面貌,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欧洲城市还保留着中世纪紧凑致密的肌理,同时又点缀着文艺复兴风格的新建筑,就像一支交响乐,其主旋律仍然是中世纪的,只不过增加了新的色调、节奏和速度。

芒福徳认为,从中世纪城市设计理念到巴洛克式的城市理念并不仅仅是一种审美和艺术的变化,其中还反映了深刻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变迁。意大利的地方自治社会转变为中央集权社会时所获得的重要成就,就是能够有效地管理财政税收,国家的资源也因此得到了极大扩充。在军队和官僚系统的支持下,皇室政府和资本家通过土地租金、掠夺、发行货币,迅速地实现了资本主义化。通过贸易顺差,每个国家都能在与别国交易时以较小代价获得较多回报,并以黄金结算。当无法在贸易中占据优势时,就依靠军队来打开局面,走上军国主义和殖民主义道路。

在商品经济转变为货币经济的同时,人们的感官世界也在被重新架构,首先就表现在新的时间和空间观念。通过透视法,空间变得有序化和具有连续性,与物质运动和时间维度联系在一起,构成了宏观和微观世界的想象。时间在巴洛克理念中变得机械化,不再表现为一个连续的进程,而是分分秒秒的总和。这些变化全部都体现在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中。 同时,基于自然科学的发展,人类对于外界的认知更加偏重于抽象分析,因而导致被认知的事物都是被肢解的、碎片化而不完整的。这种认知方式有助于人们更精确地分析物理事件,但是对于社会研究却是没有帮助的。男人、女人的定义是什么、自治机关和城市是什么,这样的认知方法都无法提供答案。

巴洛克式所体现的思想是,城市生活内容从属于城市的外观形式,而城市的形式又出于君主和强权的意志。因而巴洛克城市是机械的而不是有机的,是一气呵成规划好的而非自然生长的。巴洛克的机械框架剥离了时间,它不允许事物变化发展,不允许适应和改造。它既不考虑基层社区的公共空间,也不考虑为市场和学校留出空地。它的服务对象在于君主和权贵阶级,公共机构只是附属。芒福徳总结道:“王宫、国库、监狱、疯人院——还有什么别的东西能比这四大建筑更能完全概括着新制度或更好地代表它政治生活的主要特征么?这四大建筑是占主要地位的。在它后面是一片单调而毫无生机的机械重复的房屋立面,在这立面的后面,被遗忘、被抛弃的那一部分,则在苟延残喘。”

消亡的城市

20世纪城市的面貌再度发生了巨变。首先是现代工程技术的进步允许建筑师在城市中建造大型高层建筑。在利益驱动下,高层建筑被广泛地采纳,以解决城市中心高密度人口问题。其次,汽车的发明和普及,要求新规划优先考虑机动车所必须的宽阔马路。这样的规划不仅造成了交通拥堵、事故、尾气污染,更严重破坏了城市景观和人文环境(urbanity)。城市传统美德渐渐消亡殆尽:密切温馨的邻里关系被高层封闭式住宅彻底割裂,“高层贫民窟”不仅很难满足基本的通风采光需要,更忽视人们的情感需要;公共空间让位于停车场和高速公路,社区生活失去了其载体;暴力犯罪藏匿于缺少“观察者”的街头巷尾。

难以忍受这种恶劣城市生活的中产阶级纷纷出逃,美国城市迎来了快速的郊区化。这种美国式的郊区既不是城市又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乡村。你当然无法从这些低密度排列的房屋中找到可以被称之为城市风貌的东西,同时其规整的分布状态和人工铺设的草坪道路,又与想象中的田园风光相去甚远。

以上两种新现象是城市发展出的新形态,但在芒福徳看来,城市形象(image)已于其中渐渐消失,甚至这种新型城市的本质就是“反城市”(an-ti-city)的——社会的丰富性让位于机械秩序,千篇一律乏善可陈的无趣建筑,其形式完全服务于功能。这样的机械秩序可能是高效多产的,但其内在逻辑只有物质领域的不断扩张。芒福徳否定了这种源自19世纪机械唯物主义观念,他从不认为技术手段可以解决所有的城市、社会问题,而是呼唤一种新的价值观念,号召创造一个新的理想家园,提倡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重视家庭生活和人类的自律。

面对后工业化社会带来的问题,规划理论界产生了两种应对方案,其一就是以勒·柯布西耶为代表的现代主义规划的主张:将城市视为一个可以居住的机器,并将其功能简化为居住、交通、工作和娱乐。在这个认知基础上,城市成了一个大型组织机械,其零部件可以通过组装拼凑,一步步组合起来。芒福徳认为这样的城市只是一个“看起来很美好”的城市。他指出,柯布西耶的主张背后有强烈的官僚主义倾向,即通过行政手段将人类聚落变成一种高度集中、高度组织化的兵团形式;同时忽视了承载了人类情感的城市文化历史环境。柯布西耶的理想城市可能具有一个完善运转的大型机械的合理性,但他却忽视了人的要素:人们谈话的开阔场地,儿童游戏的场所,情人谈情说爱的私密角落,从事园艺活动的场地,散步的甬道,这些构成人类生活的基本要素无一例外地被其宏伟计划遗忘了。

另一股思潮发源于身处规划界之外的美国记者简·雅各布斯。她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一书敏锐揭露了美国大城市中的种种乱象,包括恶劣的生活环境、疏离的邻里关系、高发的犯罪事件等等。她没有把产生这些乱象的原因归咎于过高的人口密度。相反,她认为正是超高的人口密度维持了大都市的社会和经济活力,拥挤和混乱正是都市生活的常态。而产生种种城市疾病的原因,则被她归咎于现代主义失败的街区设计。她关于犯罪问题的经典阐释是:街道两旁的商铺起到义警作用,降低了犯罪事件发生的几率。而城中心建造的摩天大楼,尽管从远处看上去宏伟壮丽,但在地面却剥夺了传统商铺的守望功能。同时为了机动车的便利而采用的大型邻里单位和较稀疏的路网,在降低行人守望能力的同时也损害了街区活力。她主张增加市中心的人口密度,辅以更加密集的步行通道,以恢复社区的活力和自我监督功能。雅各布斯企图用一种“以毒攻毒”手段,即进一步增加本已十分拥挤的城中人口,并将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统一置于街道之上,来解决大城市的犯罪问题。芒福徳指出这样的手段是在故意放大这种病态的范围。他提倡的是一种区域化的解决方案,即将大城市的人口分流至区域内的次级城镇内,以解决城市拥挤混乱问题,并用一种更为整体性的区域性规划的视角,详细考察区域范围内的自然、人文地理环境来为城市制定更长远的可持续发展规划。

无论是柯布西耶大刀阔斧式的解决方案还是雅各布斯“膏药敷癌”式的补救,似乎都无法为现代城市病入膏肓的城市问题提供一剂解药。芒福徳剖开了城市问题的表层,把目标聚焦于社会文化内核,他认为那里才是问题所在:“大都市社会里铺天盖地的经济-社会势力和技术力量,已从城市文明的生态上离散开去,当然也就不再服从道德戒律,不再遵守社会规则和宗教理想。可是,这些守则和理想,无论有多么不完美,都曾经把城市社会置于一定程度的控制管理之下,都曾成功地减少了城市中各种潜在的破坏势力。”

在他看来,城市的消亡,乃至于城市文明的消亡是迫在眉睫的事件。而阻止它的发生不能寄希望于顶层的设计和管控。唯一的路径是从最小单元入手,逐渐上升,赋予他们生命力和主动性;把每一个人看作一个负责任的个体,把每个邻里社区当做文明的基本器官,把城市看做社会生活的有机实体,放置在一个更广阔的区域和生态平衡之中。

技术的神话

芒福徳的思想范式中另一个不可忽视的重心在于他对人类技术发展和社会组织架构的独到见解。在《机器的神话》一书中,他从不掩饰对技术泛滥和技术中心主义的担忧。与其说他是一个反技术论者,认为人类要回到石器时代的生活中去,倒不如说在他的价值体系里,技术应该始终处于为人类更高层次的自我实现而服务的位置。同时,他也对道德虚无主义和失败的价值理性发出谔谔之声,他认为机器崇拜和道德虚无主义的联姻将会给人类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在《机器的神话》一书中,“超级大机器”(megamachine)被芒福徳用来描述一种充分动员、高度组织化的社会形态。在这样的社会形态下,君王或国家元首,被上天的权力或者一种精心粉饰的政治理念赋予了近乎无限的权力。凭借着依靠愚忠和盲从而构建的巨大而高效的官僚体系,可以实现氏族社会中无法想象的宏大目标,无论这个目标是否符合人性。这个超级大机器曾经随着封建王朝的瓦解而坍塌了,但在现代民族国家中又以一种更为高效的形式,更加庞大的体量被重新设计了。在这架机器中,人们被教导放弃个人尺度的价值判断以服从一个更加宏伟美好的政治目标;个人变成了这个机器中的一个小小零部件,执行命令是其最大美德;高度发达的自动化生产允诺了极大的物质丰富,在施予小恩小惠的同时让人们传染上了工具理性的狂热;技术的进步让整个官僚体系的信息传递更为快捷精确;以至于原子化的个体彻底失去了反抗的可能......    芒福徳反复强调的是,无论是建筑、还是城市,都不能脱离其历史背景和人文环境而独立存在。他的分析和评论,无一不根置于其所处的历史阶段、社会和意识形态状况。在城市研究上,他反对孤立地研究城市问题,认为抽象的批判往往流于空洞而毫无意义。城市研究在他笔下,也不仅仅是构建于历史之上的宏大叙事,更多地还有他基于个人的敏锐观察和深刻洞见。尽管他在晚年对于人类命运更多的持悲观态度,但是细微处仍然透出坚韧的希望,他指望通过一种新的变迁让城市文明起死回生:“这种变迁的全部内容,无非就是改变兴趣的方向,让全体生物界,以及全副人性,都改换自己兴趣的走向。它就是价值观念的改变,是创立一种新型的哲学框架,是培养一套新的生活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