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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少远/文 开学伊始，就爆发了两件因分流学生而引起争议的事件。一个在湖南耒阳，4100名公办小学高年级学生被分流到一所民办学校，但学费增涨10倍，刚装修完毕的宿舍气味刺鼻，家长群体强烈不满。另一个在安徽涡阳，一所小学的1000名一年级新生被整体搬迁到分校上学，但新校尚未完工，家长同样不满，新生只能被塞进一所高中就读。

两事出于同因：为了完成“消除城镇大班额”的任务。“大班额”是近年中国义务教育的一大痼疾，无论公办还是民办，中国各地城镇的中小学常常是人满为患。例如耒阳，此前班额平均有90人。这不算夸张，有学者调研发现，河南驻马店上蔡县某初中，班额平均一度达到120人，最大时有160人。

班额巨大，教育质量堪忧，也暗藏安全隐患。国务院在2016年下达消解任务，并划出一条时间线：各地“到2018年基本消除66人以上超大班额，到2020年基本消除56人以上大班额”。

耒阳和涡阳为完成任务，将学生分流，引发了矛盾。未来几年，类似的矛盾可能不断。它们实则显影了中国教育长期积伏的一道欠债——教育的过度城镇化。学龄人口急速向城镇集聚，趋势难逆。

东北师范大学的研究团队提出“教育城镇化率”的概念，用以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乡童进城读书之潮。一组统计数据显示，1979年中国小学教育的城镇化率仅12.40%，但此后的20年间，乡村小学生到城镇上学的速度以每年约100万左右增长。与2015年中国常住人口56.1%的城镇化率对照，这一年的义务教育城镇化率达到73.8%。

这种生源的“趋城性流动”造成了中国县域内目前普遍存在的一种教育生态：乡村学校萎缩，城镇学校尤其是寄宿学校急遽膨胀，学童寄宿渐趋低龄。它的形成有行政之手的作用，也有百姓用脚投票的因素，两者还经常交互影响。

以耒阳为例，几年前即有学者质疑其盲目扩张，发展超级县城，对乡村抽血，极易形成人口过度集聚市区，公共服务供给严重不足的局面。如今来看，事情确实如此。此外，行政之手还包括，在县城周边兴建“教育园区”，通过“学校进城”让农民进城；兴建寄宿制学校，收取住宿费来缓解财政困难。

最重要的一点，是从新世纪开始在中国跃进的“撤点并校”，本意是为了“优化教育资源配置”而推动的学校布局调整，却成了各地减少教育投入压力的借口。其结果是从1997年到2012年，农村小学校、教学点、在校小学生累计减少将近36万所、超过12万个和将近5908万人。

另外，各地在师资等教育软件投入上的城乡失衡，导致乡村教育越发呈现颓势，农村家庭开始自发选择送学童进城读书，这又进一步加速了乡村家庭趋向城市的教育移民。一项数据显示，当城乡教育投入差异越大，学校数量减少得越快，因为城乡教育质量的差异使得更多农村学童选择到城镇学校择校借读，从而进一步影响农村生源数量。

乡校积弱，“教育城镇化”难逆，致使中国教育投入现在面临新的结构性困境。一位学者告诉笔者，其在华北某人口大省调研时得知，要消解全省的大班额，至少需要一千个亿，因为城镇要建学校，要雇教师，而乡村还有衰弱的小规模学校，老师也不能完全减少，两头都要钱。今后更多地方将面临这道鸿沟深邃的城乡教育失衡欠债。

一些地区现在采取让进城读书的学生返乡的方式来消解班额，这可能造成新的矛盾。乡村家长，尤其是外出打工者，已经比前一代人表现出更强的对孩子进行教育投资的意愿。城镇的公办学校上不了，他们也愿意承担更多学费把孩子送入民办学校。因为在他们眼里，留在农村上学，将更难改变下一代的命运。

值得注意的是，过度教育城镇化不仅使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支绌，也可能使弱势群体承担了更多代价。学校被撤并，学生上学产生的额外负担需要由他们承担，“消解大班额”后愈发沉重的供学负担也将落在他们肩头。

(作者系自由撰稿人、关注公共政策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