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宋馥李 烤全羊摆上台，马头琴拉起来，祝酒歌一曲接一曲。

东四环蒙古大营的长调，常常能啸聚起北京城里的内蒙人。蒙古大帐欢腾的气氛伴着烈酒，总能让人开怀畅饮，酒到酣醉，便可手舞足蹈来一段儿。

1月4日，圆形大帐略显局促，却挤满了几百人，人们热热闹闹围坐在一起，欢庆一个仪式——北京兴和商会揭牌了。这不是北京的新闻，却是兴和的大事件。

什么是兴和？它在哪儿？

这一天上午，兴和县县委书记付海清，带着一众县里的官员，乘坐高铁赶赴这个仪式。而这趟进京的高铁，刚刚在6天前通车了。从兴和北站到北京的清河站，全程1小时40分。

话题自然也就绕不开高铁。确切地说是两条：同时开通的京张高铁和张大高铁，像张开的两个臂膀，将相邻的乌兰察布市和大同市，揽在了一起。

向西一步是草原，这段故事可以这样开始了。

北京兴和商会揭牌成立

一、

每次回家，我都能经过一个叫做鸡鸣驿的地方。它始建于明朝初期，是北京通往张家口的军事要塞，城墙为正方形，每边约300米长，青砖砌垒，内夯黄土。为传递朝廷文书的人，提供中途居停服务。

有一次开车回家，特意去逛了一圈，站在城墙上，能看到墙里墙外的庄户院子，黄楞楞的苞米铺满了错落的屋顶和院落，与青灰色的城墙相映成趣。

位于怀来县的这处驿站，是通往边关的重要一站，其实这里相去京城不到150公里。随着北京城市空间逐渐扩围，京城的富商和中产们，已经有人在怀来置业购房。

遥想500年前的明朝，北边的鞑靼，始终是明廷的一大威胁。这处京城西北方的小城，已经是前置的边关，它联通烽燧卫所，牵制九边重镇，想必是一派紧张肃杀的气氛。

再远一些的张家口，北京人称其为坝上，出了北京往西北去，一路都在攀爬，可不就是上了一道高高的坝。

我的根，就在坝上。

我祖籍大同市天镇县，曾祖父那一辈儿来到“口外”，口外并不远，兴和县与山西天镇南北接壤，两县隔了一道长城而已。

跨越长城并不简单。明清到民国年间，300年的“走西口”移民潮，从距离上来说并不远，从心理上却远得很，从山西的祁县太谷平遥出发，一条路向西，经杀虎口出关；一条路向东，经张家口大境门的“东口”出关，两条路同样都进入蒙古。

这是那个时代的西部大开发，被农耕文化浸润千年的汉民族，背井离乡，远涉草原，来到气候干旱却人烟稀少的塞外，开始了对这个地区的开发。300年过去，他们成为了这片土地的原住民。

“走西口”的曾祖父勤俭持家，大概是承袭了山西人善于经商的头脑，开了造醋的作坊，办起了粮店，几十年营务下来，积攒了一笔颇为丰厚的家资，到我爷爷顶门立户时，已经是兴和的大宅门。

我奶奶从张家口尚义嫁过来，她是名副其实的坝上人，做得一手好针线活儿。小时候，我身上穿着的上到棉帽子，下到裹腿裤，都是她一针一线缝出来。每次回尚义老家走动，她都喜欢带着我四处游逛。

絮絮叨叨这些家事，是想说一件事。乌兰察布、张家口和大同，本来就是三地一家亲，他们在民国年间，曾同属于察哈尔省。1952年，察哈尔省建制撤销，大同划归山西，包含尚义的察北诸县，连同张家口归属河北。

察哈尔省不见了，但融于亲情和血脉之间的联系，不会因为行政区划的分割而断裂。

我父亲也曾经是个小商人，上世纪80年代，他曾有过一段风光的经商履历。那时，他常常将内蒙古的变压器卖到河北尚义，又将尚义的电线电缆，转卖到兴和的乡村，转卖到山西大同。

由行政分割造成的市场壁垒，会造成商品流通的障碍，而打通这些壁垒，往往又获得新的商机。因为有着家里这些熟络的关系，父亲常常能打听到相邻三县的一些供求信息，以此为切入口，几番腾挪转运，也经营出一片小天地。

“兴和人，外出闯荡的多啊！”这是周边地方的人，对兴和人的一贯评价。

这倒并不是兴和人的特质。从经济地理的角度来说，凡是处于交通节点城市的人，总喜欢走遍大江南北，因为交通优势会带来信息优势，见的世面多了，自然生发出了闯荡天下的冲动。

如今，三个相邻的地级市，也在进行着机制性的跨区域合作，他们的纽带，恐怕就是乡音和地情，蒸一笼莜面鱼儿，能共同寻找到舌尖上的欢愉。

高铁对城市竞争格局会产生巨大影响

二、

关注京张高铁，不止是内蒙古人，也不止是山西人。

罗天昊，我的一位学者朋友，在12月30日当天，大张高铁开通的第一天，就迫不及待的跑去了大同，并很快写就了一篇洋洋洒洒的文章。

他知道我是乌兰察布人，还关切的告诉我：“这条高铁影响巨大啊！”

他说，京张高铁的开通，对于北京乃至中国影响深远。在唐末以来的千年历史中，北京至关重要，是连接华北、东北、漠北的战略枢纽。

这是一个更为宏阔的视野。那时的中国，已经不再是以汉民族为主的王朝，而是演化成了一个多元文明交融、多民族彼此交错共生的体系，中国的格局变得更大，更宽广了。

所以，从朱棣开始，明朝以北京为都，让天子守国门，制衡北地边陲；而清朝从关外崛起，为了始终维系与满蒙的亲缘关系，也自然以北京为都。

北京作为都城，是这个国家真正意义上的“枢纽”。向西向北的扇面，辐射着广阔的三北，向南向东的扇面，则联络着广大的中原腹地。

如此看来，北京的历史作用，不仅是要带动河北，更要兼顾华北、东北和漠北。这里不免有几分意淫式的想象，但我愿意相信这样的解读，北京这个枢纽的责任，对广阔腹地的三北，也应该具有辐射带动的历史责任。

现实中，从20年前，京蒙之间就有了对口帮扶的区域合作机制。北京对西北方向的乌兰察布、对东北方向的赤峰市，通过行政力量的调配，一直进行着资源的反哺。

十几天前，我参加了一个开业庆典，那是乌兰察布开设在大兴区的特产商店，奶茶粉、薯条和胡麻油，摆上了货架，也开了网店。那一次，乌兰察布市的副市长王心宇对我说，乌兰察布的土豆，也通过对口帮扶，进入了北京市很多机关的食堂。

2020年，兴和即将摘掉国家级贫困县的帽子。说起来有些尴尬，兴和县的前任书记和县长，正是因为扶贫不力被双双免职。

2020年之后呢？摘帽当然不应该是终点。巨大的地区差异，还摆在那里。

对口帮扶机制下，兴和与延庆区结了对子。我特意查了一下，延庆区2018年的财政收入为72.7亿；而2018年的兴和，刚刚突破性增长到了1.6亿。

数字说明一切，这或许就是东西部差距的一个真实切面。

罗天昊说，刚刚开通的京张高铁，为北京辐射华北和漠北，提供了通道。

乐见于这样的宏图远见，但我作为局内人，反而多了一分冷静。这份冷静，可以从对那句广告语的反思开始：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

我每年都要被他轰炸几十次，在来自家乡的各种媒介渠道，各位父母官大人，总是对这“一步”的神来之笔津津乐道。

兴和县距离北京的空间距离，只有区区220公里，在高铁时代，当然只是一步之遥。

可是，空间距离并不说明一切。在上一轮经济周期内，紧靠北京的河北环首都，却出现了大面积的深度贫困带。

以更大的视角来看，这区区的一步，却刚好被一条直线划过、分割。

1935年，34岁的国立中央大学地理系主任胡焕庸，在《地理学报》发表了他平生最重要的论文：《中国之人口分布》，论文里，他对着中国地图，笔直地画了一条线。

这条线，从如今的黑龙江省黑河市，连到云南省腾冲，大致为倾斜45度的直线，它基本与400 毫米年降雨量线重合，是半干旱区与半湿润区的分界线。

胡焕庸发现，这条线东南方36%的国土，居住着96%的人口，以平原、水网、丘陵、喀斯特和丹霞地貌为主要地理形态，自古以农耕为经济基础；这条线的西北半壁，是草原、沙漠和雪域高原的世界，历来为游牧民族的天下，这里用64%的土地，仅供养着4%的人口，二者平均人口密度比为42.6：1。

这条线，刚好贴着北京的西北方向划过，经过了张家口，划出两个迥然不同的自然和人文地域。80多年来，中国版图形状从海棠叶变成了雄鸡，人口从4亿多变成14亿，经济规模增长了几十倍，国家的区域战略和人口政策不断嬗变，胡焕庸线却并未过时，甚至这一趋势仍在强化。

清华大学的老师龙瀛，是“北京城市实验”(Beijing City Lab)的创始人，他的一项研究，在2019年引起了国内外的关注：中国目前有80多座城市正在收缩。

调查结果显示，在受到监测的城市中，中国近三分之一的城市，人口和经济活动都在下降。除了我们熟知的东北地区，在中国的西北，也面临收缩的窘境。

2019年，我所在的政研院，也做了一项排名，对国内不紧凑城市进行研究发现，一些城市尺度雄阔，人口却增长乏力，正在面临失去活力的危机。虽然非我所愿，在那些不紧凑城市之中，内蒙古的乌兰察布市，是比较显眼的一个。

无论行政力量有多么强大，无论人们的愿望有多么热切，滚滚的人流，总是要奔向更有活力的地方。

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亘古未变，就像那持续三个世纪的“走西口”一样。已经开通的高铁，在带来高效便捷的同时，将对人口转移和经济辐射带来怎样的影响，还需要时间来验证。

是正向的辐射？还是反向的虹吸？我当然希望是辐射，但我有深深的疑虑。

东北的很多城市正在收缩

三、

这半年来，对于高铁通车，我的第一信息源，其实是兴和老乡群。

有关高铁的一切消息，官宣的，民间的，真的，假的，我的老乡们，总是第一时间觉察到，分享到群里。但凡有一点儿风吹草动，都会激动得能讨论到深夜。

商会的专家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的李国新教授，也感慨万分。年轻时的李教授到北京求学时，一天内到不了的，遇到天气恶劣，班车停驶，就得在张家口住上一夜。

后来有了京藏高速，县城里有了发往北京的大巴。我们与北京的空间切换：变成了一个上午或一个下午。

高铁重新定义了这段车程：1小时40分钟。对于经常往返两地的人来说，这就是重新设置了一个生活节奏。向东一步是北京，在新的时空格局中，兴和与北京又近了一点儿。

刚刚被推选为会长的李国江说，这些年到北京，给北京做出了贡献，可北京也没亏待咱。

这是句实在话，我听着特别受用。这里有个朴素的道理：分享机遇的前提，是给予和有作为。

商会会长李国江，是搞建筑装饰工程的，他的企业在医疗和古建领域享有盛名；商会的秘书长赵廷宇，曾经是一名转业军人，如今在从事高大上的数字医疗的开发；开办家居企业的何海军，已经用线上线下融合的新零售，走在了这个行业的风口；从事政府采购的张兴国，做政府采购电子商城，把流通的生意做到了全国；音乐人合力，是华语音乐排行榜的创始人，自己创作并演绎了《大美兴和》。

恕我不能一一列举。

他们还有从事高科技的安防设备的；做自动化零部件制造的；从事户外广告的；从事艺术展览策划的；还有国家部委和北京市政府的公务员……他们都不是巨富和豪门，没有显赫背景，无爹可拼，白手起家，成为了各行各业的佼佼者。

这些从八环来，到北京来闯天地的人们，大概率都是通过读书、参军、打工，走出了兴和，奔着北京而来，在这里落脚生根。他们从事着五花八门的生意和职业，无一不和北京这个产业门类齐全，市场需求多样的巨型城市相关。

商会揭牌，县委书记付海清说，这是2020年兴和县的第一件大事儿。这个评价没毛病，因为第二件大事儿接着就来了，商会一揭牌，县里的招商推介就开始了。

我被气势恢宏的大镜头带跑了思绪，接下来的推介词，一句也没听进去。

这些年，我到访了不少大城小镇，类似的招商推介会开了无数个，类似的城市宣传片看了无数个，好像都是一样的格式，仿佛都是一样的腔调。

最近一年，我跑了南方不少城市，体会到城市竞争格局的一些细微变化。传统的招商引资手段正在更新，所谓招商，还是自上而下的俯视，这种姿态，其实已经逐步被摒弃。当一个城市有机会，有活力，何必去“招”和“引”呢。

没有人不热爱自己的家乡，正因为热爱，就不妨在高声礼赞的同时，也说说那些因循和保守。

人们总是在追逐美好的生活，企业总是在寻觅发展的良机，当一个城市生态优美，治理高效，自然会吸附人口的聚集，激发创业的热情，那这些城市发展机会，就自然会展现出来，释放出来。

北京有外乡人，兴和也有外乡人，如何对待外乡人？如何接纳外来者？怕都是一道课题。

最近采访了经济学家张维迎，听到他一段精彩的论述。一个开放的、包容的城市，是敞开胸怀接纳外乡人的城市，这样的城市具有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具有不竭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张维迎说，在一个多元化的城市，不同族群的到来，会相互激发出新的创意和思维，推动这个城市迸发出创新力。

向东一步是北京，这一步，不应该只是空间距离上的一步，更应该是发展时差上的同步。

蒙古舞还在跳，祝酒歌还在唱。北京冬夜有几分清冷，走出大帐，微醺之后反而有了几分醉意。这篇文章，也是醉意之下的产物，如果它有幸被家乡人看到，那就权当是——真的醉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