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微敖/文

始于2019年年底2020年初的新冠疫情，在全世界范围内，到今天，还远远难言结束。

我是在2020年2月5日，和同事吴小飞从北京到达的武汉，随后在那里工作了60多天。

说实话，我们到得还是有些迟了。

武汉最艰难、最困苦的阶段是在2020年1月23日，也即封城前后，至1月底那段时间。因此，对于彼时的情形，缺乏最直观的感受。

这也给了我们一个教训：当重大突发事件、公共事件发生时，作为记者，作为新闻媒体，应该尽量克服一切困难，在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即使今天的互联网及网络社交媒体，包括视频媒体是那样的发达，“现场仍然最为珍贵”。

当然，在我们到达武汉后的第二天，在听闻李文亮医生不幸去世的消息后，我们作为新闻媒体，是第一家到达他的抢救室外进行现场报道的。只不过那会儿，我们没有意识到，李医生的生死会产生那样巨大的反响。

这也如人们是在疫情爆发相当长时间之后，才慢慢意识到，这场疫情对于中国，对于世界，对于全人类的命运，影响会如此广泛而深远。

说到这种较为普遍的后知后觉，或者说慢知慢觉，这一年多来，我也总是想起2018年6月，在美国西雅图采访比尔盖茨时的情景：

当问到对于未来世界的担忧时，盖茨提到的第一点就是，“在我们没有准备的情况下突发不良事件。例如全球突然发生大规模流行疾病，而我们无法应对”。

同时，在2020年2月初，在美国FDA工作的病毒学家朋友跟我说，“这个病毒，只怕在美国，也包括全世界，防不住”——尽管当时，病毒在中国之外还只是“星星点点”。

这些都再一次告诉我们：

在生死关头、在命运时刻，听取真正的智者的意见，尊重专业人士的判断，是多么地重要。

（作者为经济观察报首席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