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茂军/文

我在经观期间所在的部门叫“机动记者部”，与我同在这个部门的有仲伟志、邵颖波、史彦等人，史彦其实和许知远一般大，当时也就二十五、六岁，但因为有我和邵颖波、仲伟志的存在，我们这个机动记者部别名“老男人部”，这里面既有几位“大叔”累及无辜，也有史彦长得和其报道一样老练成熟这样的“自身原因”……

我在2001年10月正式入职经观之前，曾经给何力写过一封信，感谢他为我提供了“与这个时代最优秀、甚至伟大的一批新闻从业人员共事”的机会，在那封信里，我记得我还说了经观“既要有李普曼这样的观察家，也要有伯恩斯坦和伍德沃德这样的新闻牛仔”这样的牛逼话。

那真是一个新闻理想意气风发的年代。

我在经观的工作履历，让我这个38岁“高龄”的加盟者（我在经观期间一直是报社最年长的记者）开始尝试从经济的角度观察一切事务——我记得我曾经有一次面对质疑时说过：我们是经济观察报，又不是观察经济报？干嘛非得一窝蜂地去写“伟大的商业故事”？

2002年7月，长江汛情告急，我被何力派去一线，他应该是对1998年抗洪抢险时期我在《中华工商时报》上的报道有所期许，所以我也就目标明确地直扑处在长江中游的湖北、湖南、江西三省，因为我很清楚，“长江天险，险在荆江”，长江中游地带一直是长江防汛的命门所在。

我是江西人，所以柿子先挑软的捏，第一站就去了江西，从后来成文的报道中不难发现，我在江西的采访时拿到了不少“干货”。我将第一站选在江西也有我的私心，时在暑假，我将11岁的女儿带在身边沿长江采访，一方面弥补长期不在女儿身边的亏欠，另一方面也为了让闺女了解老爸工作的不容易。

这一企图直接导致我闺女作出她人生中的一个重大决定：绝不当记者！这个决定应该是在洞庭湖边的一个西瓜棚里作出的。烈日炎炎，我怕把孩子晒坏，就将她委托给一个瓜农，等我采访回来接孩子，已经日落西山了，孩子面有愠色，晚上临睡前突然冒出一句：不想跟着你走了……孩子的小姨是列车员，我于是在岳阳站将闺女送上回南昌的列车。

需要补充的是，带着女儿采访也有好处，在汉口的长江水利委员会采访时，我那乖巧的女儿简直就是一块畅行无阻的“敲门砖”，这里面包括声称从不接受采访的长江水利委员会技术委员会的委员谭培伦先生，这个单位的新闻中心副主任孙军胜女士甚至是抱着我女儿接受了我的采访。

（作者时任经济观察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