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彦/文

一个小人物推动大国法治进程的案例并不多见，若实在要举个例子，非孙志刚莫属。

现在出门不带身份证也不感到恐慌，都要感谢孙志刚。

年轻人可能不懂。90年代我刚来大城市读大学，有一次同学相约出去玩，结果在地下通道就被执法人员拦住了，因为同学没有身份证，百般解释都无法脱身，好在一个电话打到学校，学校老师很尽责，大半夜去办公室核对名册，证明我们确实是学生才得以脱身。

回来才知道，如果证明不及时，我们可能都会去筛沙子。

筛沙子，是那个年代的一个暗语，而它指向的，则是年代久远的收容制度。

有段时间，夜间经常会有不定期的检查，重点是火车站、网吧和城乡结合部的出租房，查到没有身份证、暂住证的人就“装”上汽车，到了后来，报纸上常有报道，即使被抓者出示了暂住证也被当场撕毁将人“装”上汽车。那些流浪者、没有证件的打工人、离家出走的孩子，更是收容所“重点关注”的对象。

这些事我们总觉得荒诞，其实就发生在十几年前，终结者是孙志刚，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孙志刚因未携带证件，被作为“三无”人员送至收容站，3日后被殴身亡。《南方都市报》以《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为题，详细披露了此事件，反响强烈，三博士、五教授先后上书。一个多月后，《收容遣送办法》废止，一个普通人的死，导致一部法规的废除。

很多人为恶法的废止叫好，其实当初法规的出台更多是为了扶助目的，设置遣送的费用和结算办法都规定得详尽清晰，但是为啥执行中就走形了呢？ 

背后都是利益。进了收容所，如果你身上的钱还够，那会把钱扣下然后给你个收据放人，如果钱不够，会打电报告诉你的家人过来交钱领人，价格也分层，贵的一千，多是些有轻微犯罪的人，一般八百，儿童为主，价格最便宜的是流浪者，五六百即可。这个价格还随着季节变化，如果收容的人太多，也会降到三四百，异常灵活。

如果没有钱或者没人愿意为你出钱，那也可以用强制劳动的方式折抵，筛沙子，就是其中的一种。

九十年代，很多收容所的收入远超一般单位，这些黑幕不时被揭开，但改变很难。孙志刚之前，也有人在收容所身亡，但很快被掩盖。

在那个年代，需建设和改善的地方太多，一个恶性事件被媒体曝光进而引发高层出手，看起来痛快淋漓，但背后是生命的代价，而那些寻租者又有多少被惩戒呢？

所幸法治建设被大力提倡，任性用权被关到笼子里，好的制度、清晰的规则、得力的监督是多数人利益被保证的基础，时代的摩擦在大历史中基本不可感知，但落在个人的身上，真的是无法承受。在这方面，尚需建设更多。

（作者时任经济观察报公司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