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北宸/文 陈寅恪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人们没有注意到的是，正是这个赵宋时期，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基调和底色。

两宋时期，中国在农业、商业、手工业及城市发展等各项指标都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但置于世界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下，宋朝之后，中国并没有和欧洲一样递进为近代，而是挖了一条鸿沟，把自己置身其中，一直原地踏步到19世纪末；与此同时，南宋时期坐胎的文化传统，过了几个世纪直到现在，仍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这是一条独一无二的中国之路，它的决定因素是文化整体的内向化。换言之，史上中国文化的内卷，始于两宋。

中国文化在很长时间都是外向而朝气蓬勃的，直到两宋时期——确切的说，是北宋末期和整个南宋，彼时中国文化整体发展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向——从向外变成向内，从而日趋内向化，并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底色。内向化的动力，源于当时政治和文化的博弈及妥协所导致的新儒家对文化和社会的重建。“内向化”概念的提出者是刘子健，他在《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内向》一书中用大量的线条和方块罗列了这种变化，同时用细节和逻辑落实了自己的这种判断。该书在三个方面有独特建树：一、研究文化分野，大部分学者注重唐宋之间的落差，但做到具体而微聚焦在两宋变化的只有刘子健；二、研究宋史、通史之外，专史无外乎政治文化经济，其中宋朝经济近乎显学，而刘氏偏能独出机杼，关注点在政治和文化的互动，阐发出一种石破天惊的论断；三、虽然是一带而过，但该书旗帜鲜明的指出了一个中西结合的误区，用政治文化互动的大逻辑和结果形成的独立系统，把中国特色就是中国特色不能与西方类比的道理呈现得一目了然。

作者刘子健（JamesT.C.Liu1919-1993），燕京大学毕业生，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他74年人生的首次亮相是二战结束之后，在东京审判中列席中国法律团队，国民政府任命其为中方检察官向哲浚的秘书。而后赴美从事学术研究，刘氏精研宋史，是全球宋史领域的顶尖专家之一、宋史巨擘，相当于海外的邓广铭。他的这本《中国转向内在》为英文著作，中文译者是北大历史系教授赵冬梅。这是赵冬梅的第一本译著，而其本人读博时又主修宋史，所以这本书既是宋史学人后来者对前人的致敬，又可以说是“小宋史”对“老宋史”的意临或碑拓。血脉流转，其来有自。

有些概念似乎天经地义的，比如唐宋元明清五朝。但仔细打量下它们……真是五个朝代吗？

同一事物，视角和视野不同，或许得出的结论从根儿上就不同。

比如有一种说法：元朝不是一个中国的朝代，它本质上是一个世界独立的国度，而中国只是这个国度的一部分。再比如，今天读的这本书告诉我们，北宋和南宋不是浑然一体的一个瓜，它是两瓣的。而正是南宋这一瓣，影响了中国乃至东亚东南亚的几个世纪，形成了中国社会的基础价值观。至今我们生活中的诸多文化习惯、价值尺度等三观类的传统，它们都是在南宋形成的。

刘子健的这本《中国转向内在》，不但告诉我们南宋之前我们的祖上是如何地狂野凶猛，而且掰开揉碎甚至锱铢必较的指给我们看，南宋的祖宗们怎么就内卷起来了。

下面分三个部分说说刘子健的这本书。

宋分南北、南北不同

中国的封建社会到两宋达到巅峰。彼时，中国的农业、手工业、制造业、贸易、大城市的出现和城市化发展、文学艺术、政治制度乃至金融（出现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都执世界牛耳。即使仅就经济基础而言，以其拥有世界上最高产技术最发达的农业，宋朝的中国也是全球最富裕的农业国。

这和几个世纪之后近代欧洲的发展极为相似——而正是因为如此，中外史学界有很多人生拉硬拽的把宋朝定义为“中国近代初期”，可惜打脸的是：宋代之后中国按了暂停键，“近代中期”没有接踵出现，更别提“近代后期”，让这个定义成了吴牛喘月式的笑话。刘子健认为，仅凭相似性就把宋代和近代欧洲合并同类项可以理解，但造就两者的乃是全然不同的环境和力量，故而中国的道路是独一无二的。

事实上，在宋代开始，整体社会转向了一连串混杂交织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强化，这是中国的重大质变，而体现了这个质变的就是两宋之间的巨大差异。

这种差异，集中表现在两宋的三个方面：

环境上：北宋是开拓守疆，外对峙而内发展，南宋则偏安一隅，日子过得提心吊胆。诸葛亮主张的“王业不偏安”是封建正统的实验室式的理想，而这个公式在宋朝却变成了鸡零狗碎：北宋是王业安，南宋是王业偏安。大散关至淮河的分界线以南，始终是一个鸡蛋的家当。而这个差异不但是两宋之间最大的沟壑，金人入侵且宋金对峙贯穿了整个南宋，这是直接推动南宋发生整体质变的最大外因。

政治上：北宋创立是以封疆拓土开始，南宋创立是以半身不遂开始；北宋图强，要富国强兵，这是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南宋图安，想小富即满，不但变法臭大街，所有涉嫌给社会动手术的想法和行为都视为大逆不道；北宋的中央控制是宫廷集权，而南宋则走向专制和独裁；北宋面临的困局是幽云十六州及以北的胡族，南宋则哪儿哪儿都是困局。

学术上：北宋在各个领域均有百花山般的多彩和弄潮儿式的发展，而南宋则与之相对应的有朝鲜打糕式的锤了又锤和自得其乐般的故步自封。有两点值得注意的是，一枝独秀和兼容并包的新儒学呈现出特殊的坚韧和基因般的生命力、文学体裁从诗和赋转向散文和词——前者的影响一直到 20世纪初，有纯正的贵族血统，而后者把勾栏瓦舍的营养形式代入混同，从此文学形式开始走向普罗大众。而这种从高至低、从小众到大众的流向是广谱的，同时形成了整个社会的大趋势——这恰恰构成了新儒学奠基、确立、渗透社会、生发常远影响的重要基础渠道。

总之，从全景的研究角度，至少在历史时期的划分上，北宋和南宋是两码事，虽然他们是同一个宋朝。

该书把宋朝比喻成一个人，他有着“专制的头脑、官僚的躯干和平民的四肢。”为了摆脱学术著作的理论刻板，刘子健用解剖麻雀的方法对宋代做了很大篇幅的论述式描摹，他相中的这只麻雀就是宋朝特别是南宋的宰相群体。

宁波市南宋石刻公园

那些走马灯式的宰相们

刘子健之所以把宋朝特别是南宋的宰相团队拉出来单练，是基于如下逻辑：

一、宋代中国的内向化或曰中国转向内在，是指中国传统文化模式发生了向内的永久性转变；

二、这个转变的特征是新儒家持久地渗入了整个社会，改变了民族血脉成了国家脊梁；

三、新儒家的发展是随着皇帝和宰相的关系变化而发展的。

所谓皇帝和宰相，自然是指历届皇帝及其任命的宰相。但这个工程既不是一部学术专著所能完成，也不是长篇小说能看上的领域，只能截取分段，用一叶知秋的手法来呈现。因为南宋是内向化的始发站及终点站，所以本书在集中描述区域选了一个半宰相：一个是赵鼎，半个是秦桧。当然，在前后过渡和说明里还挂一漏万地捎带着其他相关的宰相：赵普、王安石、司马光、李纲、张浚、朱胜非、吕颐浩、韩侂胄和史弥远等。

北宋的同僚送给王安石的外号叫“拗相公”，他实行的变法是实政，在世界视野被称为改革家，而在两宋对他的定论则更像是法家。宋代格律诗形式已经完善，律诗里有一种奇崛的技法称为“拗救”——先做一个不合格式的出律，然后再用一个不合格式的对句与之呼应，最终达到符合格式的结果。这种玩票的手法被他用到了变法上，倒霉的是他遇到了各种不巧，这些不巧让他的改革和身后名声彻底扫地。后世的宋高宗在批评本朝政务时说了一句极为露骨的话“只有小人才喜欢变法。”这无疑直指王安石。

王宰相这个活案例被现身说法地应用到了当时，做为反面教材加以批倒批臭，提起了全社会通识般的警惕。而历史地看，王安石是新儒家的先驱，他的变法被证明是儒家在政策实践道路上的失败。从此，发展的儒家始终对这类实践退避三舍。王牺牲掉了，那nextone为什么是赵鼎呢？

这是出于能做儒家或知识分子榜样的考量。能让这些人服气的，既要学术精深能做知识分子领袖，又要有宰相同等职级，在皇帝面前说了就大概齐算数的——这两条看似简单的标准几乎框死了南宋中早期的所有准国家领导人：令人瞩目的岳飞根本不算士大夫，而张浚则主持军政屡战屡败，更别说其他人——满足这个标准的只有赵鼎。人才之难得在于条件，当遴选遵循一个逻辑递推时你会发现，能看到的几乎都是不符合条件的。

赵鼎是儒家特别是道德保守主义的重要倡导者，他反对变法并提携了许多他认为优秀的儒家学者，一个有代表性的旁证是，宋学早期的哲学家程颐程颢的学术理论在朝堂上被称为“程赵之学”，当然这个“赵”就是指的赵鼎——时任宰相。道德保守主义的特征是死守原则的教条主义，但赵鼎的执政并非毫不通融，只是变通有限，虽然他和一般儒家学者一样精于批评而拙于策略，轮廓画像类似李白《嘲鲁儒》中所讽刺的“问以经济策，茫如坠烟雾”，但这也比王安石的干净彻底改良了太多，算是儒家晋级的2.0版。

南宋朝廷在赵鼎死后，平反时给的谥号是“忠简”——“忠”的意思是“忠诚”，“简”的意思是“永不满足的崇高志向”——这两个字高度概括了他的一生，又准确迎合了广大知识分子的心理。志向和理想都是不能当饭吃的，赵鼎本人是南宋早期走马灯宰相中的一员，结局是被诬告自杀，在新皇帝那儿被普惠安抚式平反的，这足以证明儒家的进化仍需努力，而反向的教员则是秦桧。

从宋高宗建立南宋开始，就一直在走马灯式地更换宰相，平均每位首相在职不超过两年。这种情形终结于秦桧。刘子健对宋高宗做了一个诛心的判断，“在他的算计中，第一是安全，第二是加强安全。”这个酒局段子式的判断，使高宗时期所有怪异的重大事件得到完全合理的解释。安全之于宋高宗或者南宋政权有两个层面的意思，对外则是女真不南下，对内则是武将不乱政（忤逆皇帝的意思）。这样看来，宋金达成合议同时解除武将领袖的兵权，都是必须的。

时刻处在风雨飘摇中的南宋太需要一种直接的休息，不能让这个想法实现的宰相必然要撤换掉，否则就会位置安稳，秦桧就符合了这个“否则”。他在充分确认宋高宗的真实想法之后，就雷厉风行地实现之。

明代学者王夫之观察这段历史之后，在其著作《宋论》中揶揄说：能有这么一位能干的权相按自己的心意办事，高宗一定满意极了。这有点看春秋下酒的意思，而读史的代入乐趣也正是如此。

秦桧是走马灯里的长明灯，他的宰相做了 18年，并且操控朝政不再由团队而由他个人一力完成，这就是所谓的独相。刘子健认为，高宗遗产中最为重要的，是一个倾向于绝对独裁的君主专制权力——而秦桧正是高宗的唯一代言人，他把这种代言扩展到了能扩展的方方面面。秦桧当朝期间，清除反对意见和异己分子，钳制言论程度空前绝后。一个细节是，彼时所有的涉政言论都被严厉禁止，同时民间出版实行严格的审查；大臣言政只能说怎么节约政府开支之类毫无政治技术含量的东西。这种高压政策的雾霾笼罩全国，儒家的出气和发声渠道只能向内，转入反躬自省，对修身齐家加以拓展，这个时期，新儒家便开始出现并且慢慢形成气候。

《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内向》

新儒家的不死火

儒学和儒家源远流长，其中经历过两次里程碑式的认证，第一次发生在西汉，在政权的层面宣布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许有百家也不许有争鸣，只许儒家自己鸣；第二次则是在南宋，儒家独鸣久了自己又派生出众多流派，这就需要细分，即清理门户确立正统。

王安石变法失败，朝堂对其广泛的指摘，最大最要命的罪名并非政策施行的得失，而是否认他是儒家。朱熹上表弹劾官员学者唐仲友，最激烈的罪名词句是“看起来绝非儒者”。这种现在看来匪夷所思的责难逻辑是：一旦不是儒家，就是小人。但王安石和唐仲友显然都是儒家，由于流派观点纷争不休，正统问题就提上日程。而问题在于，正统与否完全取决于皇权国家的认定，所以，宋代儒家各派就进行了旷日持久的拉力赛。

儒家虽然是一个庞大无比的复杂群体，但它缺少领袖或者组织。学问的独立属性使这个问题变得无比繁杂，几乎无法形成万众一心哪怕是十众一心的组织。这个问题通过道统居然在南宋得到了解决，解决这个问题的是朱熹学派，即西方文献中所称的“新儒家”（其宣播的内容也统称为新儒学），解决的方式是确立道统。

儒学道统，是指儒家经典教义的传承脉络。宋之前公认的道统是：圣人传孔子、孔子传子思、子思传孟子，到孟子中断，甚至独尊儒术的时代都没有传承，而到了南宋，朱熹用隔山打牛的方法提出了一个无凭无据但言之凿凿的假说：本朝的五位大儒（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颐和程颢兄弟）找到了正统并激活了传承血脉，正如五儒之一的张载所说的“为往圣继绝学”。

道统扑面而来之后，新儒家表现了艰苦卓绝不屈不挠的坚持。在南宋，独裁高压的社会政治环境恰恰给了新儒家下沉的机遇，他们打破了阶级藩篱，兴办私学、公开到社区民间设置课堂，参加者不分贵贱。由于新儒学强调修身内省，和统治者并无冲突反有补益，朝廷不予禁止。由此，新儒学的兼容并包甚至发展到了生活禅的层面，兼之宣播形式活泼生动，信徒如滚雪球般扩围，理念甚至影响到文盲。而不设参与者身份下限，其影响也自上而下如天覆地载。新儒学成了不是宗教的宗教，新儒家也成了不是组织的组织。

1241年，南宋宣布新儒学（道学学派）为国家正统，其经典的书籍被列为儒生必读和科举课本，新儒学的坚韧终于赢得了巨大胜利。元代国家正史《宋史》中，专门设了道学列传，以政权记载的最高形式确认了新儒家。由于儒生们把“气、理、道”特别是后者始终挂在嘴边，所以就被讽称为“道学”，新儒家坦然享受不以为忤，把诨号当成了尊称。但在宣布正统的时候，这个带有土腥味儿的名称被嫌弃，换成了“理学”，于是，有标志性的历史刻度出现了——时任皇帝的赵昀的庙号因此被尊为“宋理宗”。

其实不久前我们还常引用的“道学”“假道学”“卫道士”，这些词的渊源之处就是南宋。多难兴邦，是一句对困苦历程的粉饰词。而比较接近事实的是“国家不幸诗家幸”——大凡时局纷乱之时，也是各种思想提炼和升华的好时代。

从世界历史看，两宋之际的文化内向，促成了新儒学的形成，使中国有了有效内省凝聚精华的时间缝隙，而这种文化一经形成，其渗透的黏性持续了七百多年，还使日本朝鲜和越南都深受影响；从现代史观而言，新儒学在凝聚人心的同时也禁锢思想，不思变革。事实上，近现代中国的开始，就是以19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放眼世界图强图变为特征的。一旦谋求变化开始外向，从南宋以来维持了几百年的内向模式就宣告结束，而这正是李鸿章所说的“数千年未有之变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