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记者 田进 从2022年3月初出国到8月11日回国，汪宁在欧洲各国和美国多次往返，完成了推迟两年多的商务会面。这位跨境支付公司PingPong的首席财务官说：“两年多时间积攒了一堆拒绝后，利用这次机会把欠下的多个线下见面补上。”

刘策力是安姆科中国大食包事业部销售经理。他用了一个半月在越南奔走，完成了疫情之后的首次跨境出差，于8月26日回到中国。他说：“安姆科想要在越南拓展更广阔的市场，为此需要我们实地去跟潜在客户商谈，去深入对方的工厂参观、收集客户数据。相比频繁地约电话会议，很多事情，一次面对面的交流可能就全部迎刃而解了。”

对于像汪宁和刘策力这样的商务人士来说，即使线上沟通日益便捷，他们依然希望亲身去观察市场的变化，完成与客户的高效沟通。这种来来往往构成了全球市场的重要一环，伴随着人流、商流、资金流的畅通流动，全球化成为现实。

新冠肺炎疫情造成了阻隔。2020和2021年，中国国际航班旅客运输量分别是 956.51万人次和147.72万人次。相比之下，2019年，中国国际航班旅客运输量超过7000万人次。按照飞常准APP发布的一份报告，2022年上半年，中国国际航线实际执行客运航班量1.7万架次，同比下降55%。

值得期待的是，眼下，一些细微的改变正在发生。

8月31日起，中国海关总署正式启用新版出入境健康申明卡，其中最大的变化是取消对出入境人员核酸检测信息、既往感染情况、疫苗接种日期的申报要求，这意味着出入境人员通关效率的提高。

8月24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中提出“为商务人员出入境提供便利”。此前的6月28日，第九版新冠肺炎防控方案已将入境人员隔离管控时间调整为“7天集中隔离医学观察+3天居家健康监测”。

地方政府的表现更为积极。7月，浙江省出台的《支持稳外贸稳外资十条措施》即提出，保障商务人员出入境证件应发尽发、能发快发，并组织商务包机和定期航班畅通商务人员出入境通道。

在疫情防控举措的不断优化下，国境线上来来往往的身影或许将越发活跃起来。

迟到两年的商务会面

汪宁的职责是维护与海外投资人以及重要合作伙伴的关系，同时负责招聘海外公司高管。2021年以来，多位海外合作伙伴和线下活动不断给汪宁发出邀约，希望能线下见面沟通。不过在3月之前，他从未如愿成行。这次出国，他的商务会面覆盖监管部门、合作伙伴、投资人、客户以及海外公司员工。

过去三年，PingPong海外公司新增100多位员工，也拓展了诸多海外合作客户。

当前，PingPong的业务覆盖全球200个国家和地区，其在美国纽约、欧洲卢森堡、韩国等近30个国家和地区设有分支机构。

汪宁的公司主要为跨境电商卖家和中小外贸企业提供跨境收款、外贸B2B收付款、阳光退税等数字化综合服务，虽然是在全球开展业务，但多以本地化团队的形式展开。汪宁说：“我们更多是需要调整工作时间，比如早上对接美国客户、中午对接国内客户、下午对接欧洲客户。疫情期间，公司员工国际差旅次数虽有明显减少，但从未出现过因没办法线下见客户而不能提供服务的情况。”

疫情前，汪宁每年有一半时间奔波在欧美等国与海外客户进行线下沟通。为了方便业务往来，他还特意在欧洲和国内各租了一套公寓。2020年疫情之后，汪宁将自己的办公模式切换成常驻国内。

但是对于商务人士来说，越是重要的生意场合、重要的业务沟通，面对面交流更行之有效。汪宁对此深有体会。“比如疫情期间在海外招聘海外分公司高管，面试时对方的视频背景都是人工生成的。对于这类人才，我们都希望对对方有一个充分了解，这时当面交流就显得十分重要。”汪宁说。

对于PingPong服务的中小外贸企业来说也是如此。过去，一般是国外客户来中国参加各大商品贸易展，在展台上与国内厂商沟通，此后到厂商的工厂里参观，结束时吃顿饭增进感情。如果相谈甚欢，国外客户会先下一笔小的订单，并直接采用现金或银行转账的方式结算。

疫情之下，国内供应商只能将业务谈判转向线上。汪宁说，当海外客户与国内供应商在网络上沟通时，公司信息、产品质量等都没法做验证。在付款时，海外客户不敢轻易将资金转账至陌生的小银行。此时跨境支付公司就扮演着增进交易信任度的角色，双方的资金流动更安全、可视。

得益于此，PingPong的跨境支付业务规模在疫情期间快速增长，公司人员数量也从疫情前的600人增长至现在的1000余人。

这次到越南，是安姆科中国大食包事业部销售经理刘策力疫情之后首次跨境出差。线下交流依旧是他优先考虑的业务洽谈方式。相比频繁的约电话会议，很多事情，一次面对面的交流可能就能全部迎刃而解。

目前，安姆科在全球40多个国家拥有约250家工厂，其中中国有13个生产基地以及一家在江苏江阴刚落成的亚太研发中心。每年，安姆科中国将1000亿个包装销往国内及亚洲、北美等市场。

在越南，刘策力接触了多位越南本地人、中资企业在越南的雇员以及在越南做生意的中国人。他说：“一路观察和交流下来，越南进出口发展确实有一个向上的趋势。但越南基建水平和员工整体教育水平，和中国相比会有一定的差距。越南还是需要依托中国强大的供应链，更多集中做装配再出口的工作。这也是安姆科相比越南本地包装供应商的独特竞争优势。安姆科在中国拥有完整的供应链资源。”

往返国境线

2022年春节后的一天，带着一家老小的牵挂和同事的祝福，陈雨背上半人高的背包，踏上了前往欧洲的航班，开始了外派生活。他第一次在一个陌生的国度生活。

陈雨是华为公司的外派员工。他说，外派是双向选择的过程。个人在有外派意愿的基础上，首先需要在华为内部经历一段时间的培养，熟悉一线实战的业务场景；其次，需经历相关的面试以及英语能力测评等；最后，海外公司需要有空余的岗位。“如果申请去业务本身发展不错、生活环境好的国家，外派竞争肯定较大；但如果主动申请去艰苦区域，可能企业的生存环境相对比较差，外派竞争就轻松一点。”陈雨说。

陈雨被派至一个西欧国家。出国之后，他一直关注着回国政策的变化。

正常情况下，华为给陈雨这类员工一年提供18天的年假以及4张探亲机票。疫情前，从西欧直飞回国的单程机票是3500元左右，航程15个小时。以前碰上节假日，外派员工都能回国过节。但现在，陈雨回一趟家或者家人从国内来看望他，时间、金钱成本都太高了。回国机票一度涨到了5万元一张，并且还不一定能够买到票。今年上半年回国还需做血清抗体检测、肺部CT等。所以理论上，一年也就只能见一次家人。

2020年上半年，陈雨的一位同事因需结婚而回国，落地国内后共隔离了28天。

陈永华也在国内经历了28天隔离。他从事的工作是爱尔兰教育推广。2021年，他回国推进爱尔兰卡洛理工学院与河南牧业经济学院的合作办学项目——河南牧业经济学院卡洛理工国际学院。该学院涉及三个专业，均实行4+0落地双证办学。

陈永华说，这个项目是相关教育部门审批的合作办学项目，包括与教育部、河南省教育厅以及合作学校的多层面沟通，涉及课程对接、项目报备审批等等，“这样的项目沟通仅通过电话和视频通话是很难实现的”。

这个项目经历了四个月的线下洽谈。不仅如此。合作办学之初，爱尔兰的院校承诺定期派学校老师来到国内授课。疫情之下，爱尔兰大学老师来国内授课几无可能。这类课程几乎全部变成线上授课。

陈永华说，虽然线上授课老师与学生也能互动交流，但教学效果还是没办法和线下教学比拟。其实，教育主管部门、中方合作学校也都理解，但是这种理解，从另一个层面来说，对业务发展也有很大的影响，对学生也不公平。

在陈永华负责的大多数合作办学项目中，四年教学课程会被设计为最后1-2年学生可选择前往爱尔兰院校做交换生或本科毕业后前往爱尔兰读硕士。疫情之后，这样的学生规模从往年的400多人降至300多人，缩减了约20%。

陈永华说：“相较爱尔兰，国内的疫情管控举措更为严格。因此一些家长担心孩子出国留学期间的安全，主动放弃交换的机会。各种不确定的因素给家长们造成了很多困扰。”

陈永华感到庆幸的是，因为在国际教育合作领域深耕21年，即使与国内以及爱尔兰的高等院校线下交流减少了很多，与他们的合作关系依旧能保持稳定。

全球化的点

2001年，陈永华作为第三方服务商开始代表爱尔兰的高等院校在中国进行学校推广招生以及与国内高校开展合作办学。

那一年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这是加速全球化的进程。事实上，正是这些来来往往的人们像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个点，最终汇成了一道洪流。在这个过程中，中国跻身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贸易大国。

现在的陈永华已是多个爱尔兰院校的驻中国代表，合作办学项目覆盖北京、河南、海南等地的多个院校。疫情之前，基本每两个月，陈永华就会往返于爱尔兰和中国一次。目前，他开设在国内的公司员工数也超过100人。

陈雨是华为4万多海外派遣员工中的一个。华为公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这家全球化公司的员工总数是19.4万人。因需在海外拓展手机、通信等业务，华为每年外派各类员工前往世界各地已是常态。

和国内工作类似，陈雨扮演着市场销售中转点的角色——一方面对接当地的手机零售渠道、服务商等，把国内总部的利润诉求、生产交付时间、品牌定位传达出去；另一方面把客户需求传递回国内，推动国内生产制造商满足相关需求。

外派生活中，陈雨接触最多的外派岗位是项目经理。他说，项目经理扮演着技术、市场以及本地开发三个关键环节的中转站角色。除了需要拥有一定的技术背景，还需要一定的组织协调能力，能准确地把客户需求传递给国内，同时持续和客户保持交流，捕捉市场上现有竞争对手的动态。

8月17日，华为发布的《2021可持续发展报告》显示，海外员工本地化率为64%。但从陈雨的日常工作感受来看，诸多业务仍离不开外派的中国人的身影。他所在分公司的外国员工比例也只占20%-30%。

陈雨说：“中方外派员工除了要像当地员工那样了解当地市场，往往还掌握着核心谈判资源，比如授权零售商的手机买家，本地客户也需要直接见到我们这类能做最终决策的资源授权人。并且在发达国家市场，外国员工的积极性也不比国内员工。如外国员工往往到18点就下班回家，我们则可能加班至20-21点以完成手头上剩余的工作。”

不仅是华为一家，也不仅是手机厂商，对于很多有较多海外业务的中国公司来说，疫情这几年，外派员工的流动机制依旧必不可少。实际上，春节后出发的陈雨注意到，自己乘坐的航班几乎都坐满了。在交流中他发现，出国的人们去做生意、留学，目的很多元。

更加便利的出行

陈雨的几位同事近期趁着当地公司放假的机会回国看望家人，他们中的很多人上一次回家是在2020年疫情暴发之前。

他们能够成行，是因为疫情防控政策正在一点点改变。

今年5月，多个国家大使馆发布通知，对赴华直飞航班人员取消登机前7天血清抗体检测、既往感染人员肺部CT或X光检测要求；6月28日，入境人员的隔离管控时间从“14+7”调整为“7+3”；8月31日起，中国海关总署正式启用新版出入境健康申明卡，取消对出入境人员核酸检测信息、既往感染情况、疫苗接种日期的申报要求。

国务院常务会议已经多次要求“为商务人员出入境提供便利”。最近的一次是8月24日。自6月以来，多条国际航线突破“五个一”政策限制，增班计划陆续落地。8月7日，民航局也对国际定期客运航班熔断措施进行优化调整，包括缩短了熔断周期、提高熔断标准等。

地方政府也在行动。

7月30日晚，搭乘163名巴基斯坦客商的一架包机从伊斯兰堡出发，降落在杭州萧山机场。入境后，他们经全流程闭环转运至义乌，实施集中隔离等健康管理措施。之后，他们汇入这个“小商品之都”寻找商业机会。

这是一次回归。上观新闻的报道称，搭乘包机的这批巴基斯坦商人都有在义乌经商的经历，其中还有相当一部分商人在义乌成立了外贸公司。

此后，义乌又相继组织了来自印度、韩国的两班采购商包机，义乌市政府网站刊发的一篇文章中表示，“将继续开展外商包机来义，为义乌市场抢回更多订单”。

早在7月13日，浙江省政府发布的《关于支持稳外贸稳外资十条措施》中，即提出提升商务人员出入境证件办理便利化水平，畅通跨境经贸活动渠道。温州、湖州等地区也相继出台便利商务人士出入境的措施。

随着疫情防控举措的逐步优化，陈永华预计公司业务规模也将迎来小幅度反弹，各项工作的运行也将能逐步恢复至疫情前。“爱尔兰高等教育在中国的影响力逐渐增加，爱尔兰对中国的留学政策整体相对比较稳定。因此面临疫情起伏，我们业务也不会有爆发性的增长，但也不会出现断崖式的下跌。”其表示。

尽管国际间的线下业务合作逐渐恢复，汪宁还是说，线下看工厂、饭桌上谈业务的传统玩法已经悄然改变。疫情让大家对企业数字化程度和沟通效率的要求变高了。大公司的一些业务可能仍需员工在线下去沟通谈判，但更多中小型订单，出于时间和差旅成本考量，一些客户已经习惯于线上沟通合作。

刘策力也感觉到，业务的线上化正在茁壮成长，线上线下业务结合的价值被更多人认同。他说：“像销售等很多岗位，始终离不开线上和线下业务的结合。当线上沟通交流进展到某个阶段，即使面临一些阻碍，依旧需要员工去线下完成后续的工作。”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陈雨”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