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医生 | 王宁利:光明捕手

张铃2023-05-08 17:46

(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编者按】医生,是链接一线临床需求和新技术转化应用的枢纽。中国医生有着非常优良的传统,大医精诚的内涵也在时间浪潮中历久弥新。他们不应是困在论文、晋升等事务中的模糊面孔,而是修医术致精微、修医德怀仁心的时代英雄,也是医疗这一囊括了科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等复杂体系的中枢环节,更是围绕提升医疗质量和普惠性目标所构建的创新链条上的核心主体。经济观察报作为中国健康事业的观察者、记录者和推动者,将持续为读者呈现致力于医疗创新的大医生和他们的故事。

这是本专栏的第十一篇,主角是全国防盲技术指导组组长、北京同仁医院原院长、眼科中心主任王宁利。

 
 

 经济观察报 记者 张铃 每周出一次临床门诊,看约70个病人,做一到两次手术,每次约10台。在退休返聘的第六年,北京同仁医院原院长、眼科中心主任王宁利年约500台的手术量还排在科室前列。

与担任院长时不同,66岁的王宁利不做领导工作,不做行政管理,把全部时间用来实现学术理想,出门诊、做手术、做科研、带学生、做公益、做社会工作、做医疗外交。

他过着一种全新的、比退休前更甚的忙碌生活。时间不够用,他就自创了一套“多窗口工作”模式,把有关联的事项一并做完。

这天是王宁利的手术日,手术开始前尚有两小时空档,王宁利就在办公室,掐着表和挤在这的十余人轮流会面。

女士戴着墨镜,这是老病人了,来请医生再瞧瞧眼睛;年轻医生喘着气从门诊跑来,她遇到个疑难病例,过来找主任把把关;学生就在隔壁房间做实验,这会见缝插针来汇报进度;企业人士带着文件资料,正要跟王宁利做医工结合的洽谈……

“时间到了,我得去手术了。”王宁利低头看眼表,有些突然地站起身来,一边穿白大褂,一边快步小跑下楼,往手术室赶去。

接受经济观察报记者采访时,王宁利就用这做例子向记者解释起来:“你看,我跟这些人见面时,请你坐在旁边听,让你能观察到一个更有血有肉的医生,这就是我的‘多窗口工作’模式。”

这个从医40年,做过2万多台手术的医生,在4年前当选亚太眼科学会主席。现在,他不仅是中国完成最多青光眼手术的医生,还成了中国眼科的一个标识、一个符号。

看到光了!

几年前,一对夫妇带着几近失明的四五岁男孩来看病。当王宁利用手电筒试他的光感时,他突然伸出两只小手,抓住医生,抢过手电筒,对着自己眼睛照啊照,将手电筒几乎戳到眼珠子里,想要感受光亮。

这一幕震撼了王宁利: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光明更可怕的了。

曾有一位病人,儿子因公殉职后,因悲愤得了急性闭角型青光眼,双目失明,在当地医院、省级医院均告不治。大半年后,家属带着病人找到了王宁利。王利宁一查,病人眼睛没光了——没光的眼睛,相当于没有心跳的心脏,再难救了。

走在下班路上,王宁利不由得思量,病人眼压在40-50毫米汞柱之间(眼压正常值范围为10-21毫米汞柱),如果把眼压降下来,会不会有一些神经复苏?会不会有光?

他立马回到医院,给病人做了简单穿刺,把眼睛里的水放一部分出来,眼压降了下来。再检查,还是没光。

失望中,王宁利走出医院。在路上徘徊大概半小时后,他问自己,我是不是太着急了?是不是再试一次?

他跑回医院,反复给病人控制眼压,约四小时后,把眼压控制在了10毫米汞柱左右。这时,王宁利举起手电筒,病人兴奋地抓住手电筒说,看见了,看到光了!

当晚,王宁利为病人做了手术。术后,病人可以透过窗户看到马路上的车灯,可以在家中躲避障碍物,拿到碗筷。后来,医生们遇到类似病例时,也会先看是否能通过降眼压恢复一定光感,尽可能挽救失明者。

“并不是我的手多巧、技术多高,只不过是把思维放开去捕捉灵感。”王宁利说。

青光眼是全球排在第一位的不可逆致盲眼病,它通过蚕食视神经,造成严重的视力损伤,中国有2100多万青光眼患者。作为中国完成最多青光眼手术的医生,王宁利相信,医生做到最后,靠的已不仅是经验和技术,而是要用心、用脑、用智慧去创造奇迹。

在北京之外,王宁利的行医足迹几乎走遍了中国最艰苦的、最有需要的地方。过去20年,北京同仁医院的“光明行”活动先后组织近百批医疗队共700多名医护人员奔赴青海、西藏、四川、云南等地,义诊和筛查病人10万余人次。每次防盲之行,除了完成组织带队工作,王宁利最重要的角色是医生,最重要的事是在现场为群众义诊、手术。

解谜者

一般认为,青光眼主要是由于眼压升高后压迫视神经导致的视神经损伤。但许多青光眼患者眼压不高,视神经依然被压出了一个坑,这一直是国际眼科医学的未解之谜。在中国,就有近80%的开角型青光眼患者眼压是正常的。

一天,从神经外科转来一位脑脊液漏病人,病人脑脊液漏的程度不严重,三年来都没有补漏,但在随访中发现了青光眼性的视神经损害。

王宁利一看眼底,典型的青光眼,再一测眼压,眼压并不高。医生们只觉得这又是一个祸不单行的“倒霉蛋”,没人把两种病联系在一起。

此后一个多月,这个病例却在王宁利脑子里翻来覆去地出现。

他想,青光眼视盘为什么有个坑?坑怎么形成的?压力过高,压的,这是一种,那么是不是还有一种可能,“地下水”被抽走了,陷下去也能形成一个坑?脑脊液是不是就像眼睛的“地下水”?脑脊液漏导致的低颅压跟青光眼之间是不是有因果关系?

王宁利赶紧把病人找回来,让他做了脑脊液漏修补术。术后,病人颅压恢复了,青光眼进展也停止了。

王宁利又想,其他正常眼压性青光眼里,会不会也有低颅压的问题?

于是,他大胆提出假说:低颅压造成的眼内压力与眼球后视神经周围脑脊液压力之间的压力差(跨筛板压力差)的增大,可能是正常眼压青光眼发生视神经损害的原因。

为了验证假说,王宁利带领团队做了4年前瞻性临床研究,发现与其他青光眼患者及正常人相比,相当一部分正常眼压青光眼患者颅内压力偏低。他们第一次在国际上提出:低颅压所致的跨筛板压力差增大,可能导致正常眼压青光眼性视神经损害。

凭借该研究及其后续研究,王宁利团队获得了2014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这个研究被国际眼科界誉为“改变青光眼临床实践的‘里程碑’式的发现和贡献”,并依据该项目成果制定了三项临床诊治标准与规范。王宁利也因此项目成果被《英国眼科杂志》评为当年全球最具影响力眼科医生,并当选国际眼科学院院士。

点亮生命之光

“你现在很焦虑。”王宁利笑着和对面的病人打招呼。

“我三天三夜没怎么睡觉了。”上过六七次手术台的病人哭了起来。

王宁利递给她棉签拭泪:“不要掉眼泪,哪怕只剩下5天生命,我也会好好活下去,你要向我学习。”

王宁利会用自己的一次误诊经历鼓励病人。

在青海做了5年医生后,王宁利考入广州中山医科大学眼科专业,在中国最好的眼科学院拿到博士学位,之后又到美国访学。43岁那年,王宁利在访学期间生了场大病,高烧不退,体重骤降。美国医生告诉他,你得了甲状腺腺癌,已经淋巴结转移了。

他躺在床上想,为什么正到可以干一番事业的时候,老天爷要让我死掉呢?

他继续想,最终定下心来:如果我还能活5天,能不能把它当成5年来活?如果还能活5年,能不能把它当成50年来活?

美国医疗费用太高,王宁利回国做详细检查,最后确诊为甲状腺腺炎。虽是有惊无险,但这次误诊改变了王宁利对生命的看法——生命是那么可贵,要点亮生命之光,照亮自己,照亮别人。

回国后,王宁利来到北京同仁医院,他和团队每天早晨7点上班,晚上11点下班,被同事戏称为“711团队”。

他带领团队在国内外首先设计研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眼用全景超声生物显微镜,建立了闭角青光眼的中国治疗方案,创建了发病机制的新分类,并在国际上首次提出“眼颅压力梯度学说”。2013年、2014年,王宁利连续两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这样的工作还在继续。仅在2022年,王宁利团队就有三项成果通过了国家药监局审批,分别是用于青光眼筛查的“人工智能青光眼辅助筛查软件”、针对近视防控的“近视防控AR学习机”、首个国产青光眼微创手术产品。

少年时代,王宁利梦想当作家、画家,误打误撞学了医,但他这辈子最不后悔的事就是当医生,这个职业让他有能力服务别人,有能力给别人提供帮助,有能力被别人所需要,最大程度实现他眼中“人的价值”。

现在,王宁利每个下午会到医院旁的城墙边快走一万步。他说,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必须把身体搞好。

为中国眼科骄傲

王宁利曾用六年时间自主研发一款微导管,获批临床试验后,一位患有青光眼的坦桑尼亚外交人士碰巧成了第一个体验者。

这根宽不过两百微米,长只有二十厘米的微导管,成了王宁利手术的好帮手。十分钟内,手术顺利完成。七天后,病人出院回国了。后来,这位非洲朋友说:“这根微导管的长度超过了坦赞铁路,把遥远的坦桑尼亚和中国连在了一起。”

王宁利为此骄傲——这个产品从理论到技术到设备,全链条都是中国医生做的。

王宁利常常思考,中国人对国际眼科界的贡献在哪里?他想,我们这一代人,我们的后一代人,我们的再后一代人,有一个使命,要让中国从一个医学技术和设备进口国,走向技术输出,设备出口。

中国眼科的国际影响力在逐年提升。作为全国防盲技术指导组组长,王宁利在从业40年的时间里,见证了中国在致盲性眼病诊治方面的技术提高,见证了中国从眼科技术的受援国,转变为陆续向周边及非洲、拉丁美洲等国家派遣眼科医疗队。他本人也多次参与中国眼科医疗队的对外援助活动,在非洲、南亚等地开展防盲工作。

2019年,王宁利被推选为亚太眼科学会主席。他认为,这不是因为他个人有多优秀,选票不是投给他的,而是投给中国眼科的,他只是中国眼科的一个标识、一个符号。

王宁利在四面环山的青海西宁长大,和很多西北孩子一样,他好奇大山那边是什么样?能不能去看一看?许多年后,66岁的王宁利到马来西亚,参加有20多个国家的医生参与的亚太眼科学会年会,戴着主席参会牌站在台上,掩饰不住自己的骄傲。

“一个山沟里走出来的人站到了这里,当然要骄傲。中国医生第一次担任了亚太眼科学会的主席,当然要骄傲。”

大学毕业那年,王宁利进入眼科,面试他的主任问,你见过盲人吗?你见过盲人过马路吗?你能帮助他们恢复光明,丢掉盲杖吗?王宁利说:“我不能。”

主任继续说,眼科医生就是做这个工作的,救助盲人,留住光明,这就是眼科医生的职业,你愿意吗?

王宁利没有任何抵抗力,痛快地答应:“我愿意”。

之后的故事很简单,一个年轻人用四十年时间,用2万多台手术,在人们掉下失明深渊前,尽力把刹车踩住。

不过,距离真正让盲人“丢掉盲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为参与和见证了科技的飞速发展,因为看到了综合素质和语言能力都更强的新一代眼科医生,王宁利相信,未来中国眼科医生一定能将愿景变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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