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货币退出的差异(3)

差异的背后

上述中美货币调控的三大差别，原因一是危机的冲击程度不同。

美国金融损失远大于经济损失，金融损失成功外溢，对本国实体经济传导有限。因此美国当务之急是使金融体系回归常态。而危机延误了中国结构化改革进程，让中国的增长模式更显不均衡，转型任务更甚；二是金融市场发达程度不同。

借助发达的金融市场，美联储货币政策目标的实现主要是通过市场交易活动来完成，如美联储在运用再贴现政策和开展公开市场业务时，均是以资金交易主体的身份来进行，而不是依仗其中央银行特殊的地位，用行政命令方式来实现。此外，当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取向一经确定，各种间接调控的政策工具便有机联动，互相配合。中国金融市场发育晚，各市场间人为割裂，调控模式和传导机制僵硬。

经济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退出已成综合国力的较量。相比美国，中国的货币政策调控目标更复杂，且这些调控目标实现路径并不完全一致，甚至互相冲突。这种状况更凸现了当前货币调控手段和方式的单调，以至于任何一种措施都让市场直接臆想到加息。

这种单兵突进式的货币政策工具势必孤掌难鸣。其一，针对当前的经济状况所制定的货币政策与实际经济运行之间存在着时间不一致性问题。其二，容易造成大收大放，使公众难以形成稳定预期，“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或者倒逼修正政策，造成政策大起大落。

中国是一个市场化程度还不够高的国家，更需要诸多政策工具的配套运用，争取政策协同。一方面，央行要改进“窗口指导”，将真实的货币政策告诉公众，是松的，还是紧的，或者中性的。松，松到什么程度；紧，紧到什么程度，以正确引导公众合理调整行为，形成良性互动。

另一方面，价格型和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不可过度分割运用，使得货币调控有“跛行”之嫌。数量型工具有利于总量调控，价格型有利于结构调控。货币环境既存在总量调控的问题．也存在结构调整的问题。在利率上调空间锁定的情况下，加速人民币利率市场化改革步伐可以起到替代加息或提供更多加息空间的作用，还可在汇改方面为宏观调控带来更广阔的空间，如采取更灵活的人民币汇率政策，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向海外投资者发行更多的人民币投资工具等。最后，这种配套性还表现在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消费政策、投融资政策的协调运用上。

（作者史晨昱系工行投行研究中心副处长，经济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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