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人船》，赫尼罗姆斯·博斯

【魔法师荣格系列】

精神病院是新版本的愚人船。可是，愚人船收容精神病人的故事不是历史事实。“愚人船”的最早出处是柏拉图的《理想国》第六卷。这是一个比喻，不是现实。为了说明什么样的人适合领导城邦，柏拉图举例说：“请设想有一队船或一只船，船上发生这样的事情：船上有一个船长，他身高力大超过船上所有船员，”船长的耳朵和眼睛都不好，航海知识也不高明。船上的水手都吵着要取代船长，可是，这些水手也不懂航海术。他们还说，航海术根本是不可能教的。如果有人要教，他们就把这个人碎尸万段。他们杀掉或赶走船长指定的接班人，把船长麻翻。柏拉图指出，因为船长的无能，船员的野心，城邦、国家被变成了一艘危险的愚人船。柏拉图的“愚人船”是愚蠢人的船，不是疯子的船。

1494年，德国诗人塞巴斯蒂安·勃兰特（Sebastian　Brant　）发表讽刺叙事诗《愚人船》。愚人是被无知蒙蔽的人，不是通常认为的智力有缺陷的人，但结果却没有大的不同。在勃兰特的笔下，愚人是迷失人生方向的人。在这一点上，愚人和荣格分析的精神病人有相似之处。勃兰特借“愚人”挖苦人性的缺陷：愚蠢、贪婪、吝啬、骄傲、诽谤、放荡……这首近8000行的长诗很快在欧洲流行起来，不断再版，并引起多篇模仿之作。《愚人船》与荣格的故乡巴塞尔关系密切。勃兰特（1457－1521）是斯特拉斯堡人（今属法国），1475年进入巴塞尔大学读书，在1489年获法学博士学位，留在母校任教。他的妻子是巴塞尔人。在勃兰特的诗中，愚人船从巴塞尔启航，驶向莱茵河下游——他的故乡的方向。1499年，巴塞尔脱离德意志第一帝国（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加入瑞士联邦。勃兰特不愿留在异国，回到他的家乡斯特拉斯堡，当时属于神圣罗马帝国。

勃兰特的诗《愚人船》流行之时，正处在路德的宗教改革前后，对教会的反感高涨，“愚人船”被用来恶搞天主教会——教会被称颂为“救赎方舟”。到1498年，那个年代最出色的画家丢勒为这首诗做了插图。稍后，尼 德 兰 画 家 博 斯（Hieronymus　Bosch，1450－1516）从勃兰特的诗中得到灵感，画了一幅《愚人船》。博斯擅长画各种妖魔鬼怪和奇异的造型，注重的不是人的外形，而是人的心理，这样的绘画很符合后来心理学的认知。博斯在当时的欧洲北方不受重视，他的画多被收藏在西班牙。到20世纪，博斯被重新发现，他的充满变形和幻象的绘画被认为受到炼金术的影响。

在《愚人船》出版后不久，伊拉斯谟完成了《愚人颂》（1509年），称颂愚人的快乐、天然的人性，这些弱点与勃兰特讽刺的是一样的，只不过两位作者看待人性的态度不同。此后，“愚人”的主题在西方文学中反复出现。虽然用来表示“愚人”的词可能不一样，但意思都是接近的，都指“傻瓜”。在较近的时代，马克·吐温、肖伯纳都写过愚人的故事。从柏拉图到勃兰特，到肖伯纳，愚人还不是疯子。这个转移要由福柯来完成。

福柯比荣格晚出生半个世纪，他研究的事情却在荣格心理学之前。他们两人都注重文化与心理，区别是：荣格探索文化如何沉淀在人的心理，而福柯则追溯心理学形成的历史过程，属于他提出的“知识考古学”范畴。这篇文章只用福柯的著作介绍弗洛伊德和荣格心理学产生的历史背景。

弗洛伊德心理学在法国引起的反响最大。雅克·拉康（Jaques　Lacan，1901－1981）被称为法国的弗洛伊德。雅克有一位学生维尔道，妻子是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父母的朋友。福柯在维尔道夫妻的影响下学习精神分析，因此可以算是弗洛伊德的三传弟子。拉康和福柯等人把心理学带入哲学（不同于荣格把哲学引入心理学的路径），名列二十世纪法国最有影响的哲学家，而同期稍晚的美国哲学界仅仅是法国哲学家的追随者。多年前我读过的一篇文章说，如果把法国哲学界比作美国职业橄榄球联盟（NFL），美国的哲学家们则是在自家后院里玩球的小朋友。这就有些夸张了。

在《疯癫与文明》（1961年），福柯把疯子送上愚人船。这位法国哲学家、精神分析师在书名中使用的词是folie，意思除了“疯癫”，还有傻事、蠢话。伊拉斯谟的《愚人颂》的法译是éloge　de　la　Folie，“愚人”是用folie这个词。福柯利用法语中folie的两层意思（傻、疯），从愚到疯，转移到他需要的内涵，大概也算是拉康所说的“能指和所指的滑动”吧。福柯借此把精神病接续到“古典时期”。不过，愚蠢和疯癫本来就是有一些联系的。这个做法在英语中行不通。英语的folie是从法语来的外来词，意思只是疯癫、精神病，没有愚蠢。不过，在字形上，folie和英语中的愚蠢（folly）相近，是同根词。《愚人颂》的英译是In　Praise　of　Folly。

福柯把疯癫和愚蠢并列在一起，用“或”连接，显示两者可以互相替代，其实可能是为了掩盖他的不严谨。他说：“在学术作品中，疯癫或愚蠢也在理性和真理的心脏活动着。”他把疯癫看作是理性的反动，但两者并不是完全对立的。他又说：“在中世纪，疯癫或愚蠢在罪恶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精神病人因此遭受惩罚。福柯还说：唐吉诃德“临终时已回归理性和真理。这位骑士突然意识到了自己的疯癫。在他眼里，疯癫表现为愚蠢”。然而，在这句话之前，福柯刚说过：“在莎士比亚和塞万提斯的作品中，疯癫依然占据着一种极端的、孤立无援的位置。没有任何东西能使它回归真理或理性。”不过，这个矛盾并不重要，唐吉诃德临终前的清醒对他的疯癫人生已经没有意义，虽然孔子认为“朝闻道，夕死可矣”。

当福柯试图把医学史和精神病学史提升到哲学的高度时，必然会损害历史的真实性。但他的哲学仍给人以启发。

“愚人船”是因为城市为了摆脱疯人而产生的。福柯说：“将疯人交给水手是为了确保他不再在城墙下徘徊，确信他将远走他方……航行使人面对不确定的命运。在水上，任何人都只能听天由命。”

《愚人船》只是展现愚人形象的众多文学作品中的一部。福柯问：“为什么这一题材在15世纪的文学和绘画中形成得那么突然？”他的回答是，“愚人”是一种巨大不安的象征。他说：“这种不安是在中世纪末突然在欧洲文化的地平线上的。”这种不安是中世纪信仰结束带来的——荣格认为他的病人大多没有宗教信仰。

那时，中世纪的道德已松弛，需要给罪恶寻找新的原因。愚蠢在这时被当作罪恶之源，无处不在，“造成了灾难性统治”。在闹剧、傻剧中，原来在表演中次要的疯子、愚人站到了舞台中央。他们发表道德说教，捍卫宇宙真理，制造出反讽的喜剧效果，充当人们的笑柄。福柯说：“对疯癫（愚蠢）的鞭挞变成了一种普遍的批判方式。”

《疯癫与文明》这个汉译书名是从英译本来的，法语原著的书名是《古典时期的疯癫史》。福柯说的“古典时代”不是传统概念的古希腊、罗马时期，而是指文艺复兴之后的时代。福柯说：在16世纪，“古典的疯癫经验诞生了。”古典的疯癫以疯人院（精神病院）为象征。

愚人船和疯人院一脉相承。在放逐之后是囚禁的时代，精神病人的境遇没有改善。福柯说：“疯人船的时代刚刚过去一个世纪，‘疯人院’的题材便出现了。”汉译者把“愚人船”翻译为“疯人船”，应该是为了帮助福柯弥合这两者之间的词义差别吧。与愚人船对应的是幻觉，与疯人院相对的是理性。也就是说，其中的原因不再是宗教道德的废弛，而是人类理性的丧失。

疯人院的主要功能是囚禁，不是治疗。17世纪的欧洲产生了大量的禁闭所。福柯说：“文艺复兴使疯癫得以自由地呼喊，但驯化了其暴烈性质，古典时期旋即用一种特殊的强制行动使疯癫归于沉寂。”在这一时期，疯子在欧洲被当作罪犯，不再是愚人，或违反天主教道德的人。

英国在1575年通过了“惩治流浪汉和救济穷人”的法令，规定每个郡至少建一所教养院。1656年，法国颁布了在巴黎建立总医院的敕令。这个医院不是医疗机构，而是半个司法机构，关押被政府和司法机关送来的人。在德语国家，1620年前后在汉堡建立了第一个教养院，1667年，荣格的家乡巴塞尔也建立了教养院。这些地方都关押精神病人、流浪汉。福柯说：“禁闭这种大规模的、贯穿18世纪欧洲的现象，是一种‘治安’手段。”

法国大革命摧毁了镇压的“治安”手段。1789年8月26日，法国国民议会发布《人权宣言》，第二年又颁发命令，以保证《人权宣言》条款的实施，其中说到：“在本命令发布六周之内，释放所有被囚禁在城堡、宗教场所、拘留所、警察局或其他任何种类监狱的人……除非他们因严重犯罪已经被判刑，被指控，在候审，已被剥夺公民权利，或因疯癫而被囚禁。”那时，疯子的人权不受保护，如同罪犯被剥夺公民权利。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引用了这段命令。

菲利普·皮内尔（Philippe　Pinel，1745－1826）是最早改善精神病人待遇的医生之一，那时对病人的治疗主要是放血等手段。他是百科全书派的朋友，在爱尔维修遗孀的沙龙里见到过启蒙思想家，如孔多塞等人。皮内尔同情法国大革命。在革命之后的1793年，皮内尔被任命为巴黎比塞特尔（Bicêtre）医院的医生。比塞特尔建于1634年，集孤儿院、监狱、疯人院和医院为一体。在萨德侯爵（1740-1814）总共32年的囚禁生涯中，在比塞特尔医院住过3年，在巴士底狱10年。皮内尔到任之时，比塞特尔关押着大约4000名男囚犯，另有200名精神病人。他下令取下病人的镣铐。

1794年的一天，乔治·库通（Georges　Auguste　Couthon）到比塞特尔医院视察。皮内尔把他带到精神病区。库通向病人提问，得到的只是侮辱和谩骂。他问皮内尔：解除这些人的手铐脚镣，你是不是发疯了？皮内尔回答：“公民，我相信，这些疯人之所以难以对付，仅仅是由于他们被剥夺了新鲜空气和自由。”临别前，库通允许皮内尔按照他的愿望对付这些疯子，但警告说：“我恐怕你会成为自己想法的牺牲品。”

这句话应验在库通自己身上。皮内尔在比塞特尔的改革正值法国大革命的恐怖统治时期（1793－1794）。库通是恐怖的主要推动者之一。在罗伯斯庇尔的帮助下，库通在1794年6月10日提出的“牧月法令”，不需要证据就可以给人定罪，而死刑是惟一的惩罚。这个法令杀了许多人，也导致杀人者的灭亡。1794年7月27日,“热月政变”推翻了雅各宾派的专政。第二天，库通和罗伯斯庇尔、圣茹斯特等人一起被送上断头台。

激进的雅各宾派在“博爱”的口号下大肆屠杀。这种政治疯癫起源于法国大革命，在20世纪最为常见。牧月法令不是大革命中最初的疯癫，也不是最后的疯癫。在1792年9月初的一个夜晚，工人阶级冲进萨尔佩特里埃（Salpêtrière）医院，释放了134名妓女。医院的25名女精神病人被拖到大街上杀害，还带着她们的锁链。巴黎各监狱共有一千多人被杀。罗伯斯庇尔被认为是这场“九月屠杀”的鼓动者，雅各宾派从此大权独揽。

1795年，皮内尔被任命为萨尔佩特里埃医院首席医生。他留在这个位置上一直到去世。萨尔佩特里埃原来是巴黎的一个火药工厂（Salpêtrière在法语中的意思是“硝石”，用来制造火药的原料。这家医院又被翻译为“硝石库”）。1656年，法王路易十四下令把这座工厂改造成医院，用来拘押妓女，囚禁精神病人、癫痫病人和穷人——收容、监禁和遣送之所。在法国大革命前夕，萨尔佩特里埃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医院，关押了1万名病人和300名囚犯，仍然是拘留所。皮内尔在萨尔佩特里埃继续他的改革。因为他的贡献，这家医院一直是19世纪欧洲精神病治疗的领先者。

在他的事业生涯的早期，弗洛伊德在萨尔佩特里埃学习精神病学。福柯在1984年临终前也在萨尔佩特里埃接受治疗，并死在这家医院。

法国大革命不仅仅是暴力和杀戮。在大革命爆发之后，现代意义上的精神病院产生了。按照福柯在《临床医学的诞生》（1963年）中的说法，法国大革命也是整个临床医学的起点。当然，此前也有医学和治疗，但方法不同，医院的职责也很错乱。皮内尔对这一变化有重大贡献，因为他对疾病（不限于精神病）的分类给每一种病指定了一个人体部位，并给予相应的治疗。这是一个新的医学方法。

福柯指出，在大革命之前的法国，医院是有效治疗的最大障碍，“因为医院扭曲了支配疾病的特定法则”，在旧的理论结构中维护自己的特权。精神病院的禁闭和社会的禁闭融合在一起。皮内尔的贡献是他打破了旧的法则，这与大革命的政治家的诉求一致。福柯在《临床医学的诞生》中说：“自由能够打破真理活力的任何束缚。”福柯还说：在当时，“医生的首要任务具有政治性：与疾病做斗争必须首先与坏政府做斗争。人必须先获得解放，（然后）才能得到全面彻底的治疗”。

对于这个结论，在19世纪初有相反的观察。据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的引文，德国医生斯普尔兹海姆（Jo-hann　Gaspar　Spurzheim）在《疯癫观察报告》（1818年）中说，疯癫“在英国比在其他地方发病率高”，这是对那里盛行的自由和普遍享受的富足的惩罚。斯普尔兹海姆从各个方面批判自由：宗教、言论、商业……并且把“心灵的放纵”等同于自由，并认为自由比权力和专制更危险，会引发疯癫。

斯普尔兹海姆是颅相术的主要推动者。1816年，他到英国推广颅相术的时候，得出以上结论。颅相术通过测量颅骨的形状判断人的性格，可以算是探索心理的一种尝试，在19世纪上半期最为流行，后来被证明是伪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