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厚先生往生一周感

杜欣欣2021-11-15 14:55

(1996年,李泽厚夫妇、刘再复夫妇到访作者家 作者/供图)

杜欣欣/文

今天(北京时间11月10日)是李泽厚先生的“头七”,窗外阳光明媚,李先生的魂魄回家了吗?前几天在他家附近走路,想起当年陪他散步的情景。那时他每天下午三点会出门散步45分钟左右。一般是从他家出来向东,先走一段街区,然后向北就是开阔地。开阔地之前有家农场,常有火鸡出没。另一边可以看到远山。

2006年,我的第一本书出版前,为书名所困。李先生也帮我想,他说:“书名最难想,我对我自己的书名都不满意。”他提出了几个候选书名,我都没有采用。后来,我终于想出《恒河——从今世流向来生》。他得知后大为赞赏,说:“找不到比这个更好的书名了。”2017年,我有一本家史回忆已经签约编辑好准备出版,因偶然的原因没有出版。李先生建议我重找出版社。他甚至开出一张2000美元的支票资助我出版。我当然不能接受。

李先生过世后,外子与我打算去探望,25年的老友,不去看望无法心安。因事先未打招呼,我们素来不喜欢走形式,但还是决定买一盆白色的蝴蝶兰和悼念卡片。如果不接待就留下花和卡片。到了李先生家,按了一下门铃,没想到门就打开了。李夫人文君一见我,就抱住我痛哭,我也忍不住流泪。上楼坐定后,李先生的儿子小艾眼圈也红了。我搂着李夫人,她说:“做好饭,总要喊一声老头吃饭了。总觉得他还坐在那个沙发上。”我说;“我妈妈去世后,我也是这样。总喊她来吃饭,而且总好像看到她静悄悄地走到落地窗前,看松鼠在外面的树上跑来跑去。”文君说:“60年啊,我一心一意地照顾他。”我说:“是啊,如果没有你照顾,李先生不可能这么长寿。别太难过了,你已经尽力了。”

我们谈了李先生最后的日子,也谈了身后事。小艾说:“爸爸早就想冰冻头颅,后来我帮他找到一个专门从事这项业务的公司。那个公司位于亚利桑那州的Scottsdale。2017年夏天为此做公证,本来想请你们当公证目击者,但你们去德国了。”“爸爸过世前几天,因呼吸骤停,叫了救护车。医生说他的心肺都不行了,生命随时可能停止,建议做临终关怀。我们想让他在医院住几天,但爸爸很不喜欢住院,只住了两个晚上就回家了。临终关怀的医护人员和器械也来到家里。”小艾又说:“爸爸睡眠本来就不好,他就吃更多的安眠药。我们劝他不要吃那么多安眠药,他也不听。”李夫人说:“2号早晨大概6点半,我起来,发现他的血氧插头掉了,给他插上,才发现他已经去了。”说到这里,她又哽咽了。

我们又谈论了他们母子二人将来的生活。离开前,我向文君和小艾提起我的纪念文章。文君说你不要写我啊。我说:“为什么不写你?你聪慧勤快,照顾李老师这么多年!”她说:“你多写写我们儿子。”回家后,她又特意打电话来说:“我们小艾照顾爸爸,但他自己从来不说,你一定要多写写他。”确实,小艾非常孝敬父母,作人处事都非常得体!

李先生在世时,每天上午都会坐在后院凉台的摇椅上,他家后院大概有0.2英亩,有好多棵大松树,可以看到博得西面著名的烙铁山。他的书房窗户也面朝西面的那座山。以前到访李先生家,我经常在他的书房里东看看西翻翻,我最喜欢翻看那些带折页的书。可惜好多书,我都没有太大兴趣,只借了梁漱溟的晚年口述《这个世界会好吗?》。

李泽厚先生生于1930年6月13日,而早在1921年,梁漱溟就出版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这个版本再版了八次,当时影响很大。有意思的是,蔡元培请梁去北大教印度哲学时,梁漱溟只是中学毕业。说起佛教,梁漱溟曾说:“这个印度人想的真是高了。祂从很古的时候就否定人生,祂认为人生就是错误。”李先生也有类似的看法,他还补充道:“只有生下来才能否定人生。”唉,那是因为人生就是苦,否定不否定都是苦。但尽管苦,人还是要活,否定到了自杀程度的人应该不多吧?所谓“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般寂静”,是说世间是生灭,人生是迷惘,生活像流水,而佛要出世,超出生灭。以前,我遇到不高兴的事,总会想“诸行无常”,而梁老举的例子却正相反,梁说:“昨天的那个很美,还想再来一次,但不要有期待心。”从此看出梁老的乐观。然而,辛亥革命后,梁漱溟曾两度自杀。

1918年11月7日,梁漱溟的父亲梁济正准备出门时,遇到儿子,二人谈起一战的一则新闻。“世界会好吗?”梁济问。儿子答:“我相信世界是一天天往好里去的。”“能好就好啊!”梁济说罢离开了家。三天之后,梁济投净业湖自尽。据说从那时起,梁漱溟开始研究儒学。

在比较佛儒两学中,梁漱溟说:“佛家要彻底破我执,就是不但破‘分别我执’,也要破‘俱生我执’,而儒家则不破‘俱生我执’。”比较佛儒,李泽厚先生的看法是:“相对于基督教的原罪,佛教彻底否定人生,儒家最主要是不否定人生,活得还快乐。比如中国人喜欢吃,享受吃。比如那天我们围着圆桌吃饭,吃得很高兴,西方人怎么吃饭?”我道:“一般是长桌子,大家正襟危坐,讲究风度,说话也只跟附近的人说,轻声细语的。当然不如中国人吃饭那么痛快了。”李先生认为,就对人生的态度而言,儒家更智慧。

我曾问过李先生,“你是不是很欣赏梁先生呀?”他说,“是呀,我对他评价是比较高。有一次我和他同车出去,当时车上没人理他,我和他说话,还和他照相。”我说:“我不能同意梁漱溟所说的‘要避免人类毁灭只有转向中国文化’。”李先生说,“我也不同意,他是一个老民粹派,比如搞乡村建设等。”李先生在历史与感情、伦理方面都论述过中国20世纪的民粹派,他指出在中国近代史,民粹主义一直都有非常强劲的呈现。我不大同意梁先生说的“学问是解决问题的,而且真的学问是解决自己的问题。”我说:“爱因斯坦就是连自己的问题都没解决好,你总不能说他没学问吧。”对此,李先生回应道,“梁漱溟说的那个学问不是指知识,而是指道德修养呀。”

我读《这个世界会好吗》时,也经常读到熟悉的话。想了想,其中的一些,李先生也说过。比如中国文化的特色就在于:“它认识了人的理性(李先生以为那是实用理性)。这种理性相信人,不相信上帝……它信赖人,不信赖旁的。这个就是后来孟子点出来的‘人性善’。”梁老以为人可能走入下流,但还是靠人来校正。李先生也认为,中国文化不是指向对象化的神的建立和崇拜,而是就在活动自身中产生的人、神浑然一体的感受和体会(李泽厚《波斋新说》P52)。李先生还说,中国文明是以血缘家庭宗法为纽带的,所以儒家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梁老说孔子不是宗教,历代皇帝都把他当作宗教,所以有孔庙,后来有个名词叫“礼教”。礼教其实就是守规矩,这种规矩很能帮助统治阶级,统治阶级也很能利用礼教。而梁老成长的社会不需要佛教,他特别提到内乱时不能信佛,而一般社会需要一种礼教,统治阶级更为需要。对类似的论题,李先生也曾有论述:“西方文明中的一神论实际是文明发展中的一个特例,张光直曾对此有过专著。西方过去是政教不分,比如当年洛克写《政府论》就主张把基督教赶出英国。现在西方都政教分离,伊斯兰教国家还有不分的。”

怎样看历史?梁李二老都认为很多事情是物理的,比如弱肉强食,但看到不平的事情站出来说话即正义感,就属于情理上的了。梁老说:“不少惨事,我们所不愿意看见的事情,它还是要来,但人类历史都是在不断发展,”而李先生说得更明确:”历史在悲剧中前行”。我从来就不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听前辈这么一说,我更要哭了。这世界会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