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之为文化的活动，最早的比如纪事、诗歌、哲学等，它们不是从物质世界的某个地方开始，不是产生于物质世界，这一点与经济活动大为不同。经济活动的基础主要是生产与交换的活动，生产是将一种物质形态转换为另外一种物质形态，经过一系列的转换，最终将矿石变成汽车，将种子弄成棉花再做成五花八门的衣服包括漂亮的时装，交换是将一些生产和生活资料运到另外一些地方，他们手中的东西，能够转换为实物，或运用实物来加以衡量。

而文化的活动不然，不是来自肉眼可以看见的物质世界。文化是通过符号进行，人们所使用的汉语、英语或法语，所使用的中文的“一二三”或是阿拉伯数字“123”，包括过春节还是过圣诞节，以及端午节吃粽子中秋节吃月饼，都是人为规定的，是约定俗成的。而在某些“礼仪”、“礼节”的背后，拥有某种特定的含义，也是经过阐释之后放进去的。人们通过这些规定和解释，创造出这个世界的人文秩序，让他们的心灵得以安顿。

同样，文化的活动也不是来源于政治。在某种意义上，政治与战争有相似之处，都是为了征服他人，实行统治。在某些政治强权的情况下，文化有可能被政治所征用，但是从本质上来说，文化有自身出发点、自身轨迹，自己所要解决的问题。文化是人们自我改进的一些技术和艺术，其中也包括对于统治者的驯化和改进。

这样说，放在孔子身上也合适。孔子希望统治阶级能够听进去他的学说，按照他的方案统治天下，但是这并不表明他的学说是统治阶级所喜欢的。正是因为当时统治者实际上并不欢迎孔子那些东西，所以他才落得惶惶如丧家之犬的下场。统治者们只是在需要装潢门面的时候，抬出孔老夫子，借用一下，貌合神离。秦晖先生说，中国统治者其实骨子里是法家，他们所实施的是法家的那一套，而不是儒家。

我再举一个例子。孟姜女的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它的真实性已经无法考证，但是令人感兴趣的，不仅仅是孟姜女将长城哭倒这个举动，而是这个传说流传了两千多年这个事实，在民间这个故事一直有着强大的生命力，成为戏曲创作的重要灵感，不断被改编为不同剧种，在今天还拍成了电视剧。我小时候还没有上学，就从不识字的祖母嘴里听说了这个故事。

人们通过这个故事，表达了对于暴政（以秦始皇作为代名词）的不满，对于统治者庞大意志（不顾人死活）的怨恨，尽管“哭”仅仅是一个最大限度的诉求，没有比这个更低了。同时这个故事也传递出对于生活的渴望、对于亲人的关爱。千百年来人们反复咀嚼这个故事，他们自己身上一些积压的情绪，于其中就得到某种程度的舒缓释放，他们感到自己身上被压抑的情绪，得到了安置和安顿，同时也十分侧面地表达了对于统治者的规训。

历来的统治者没有将这个故事禁掉，令人感慨。“长城”是一个国家的象征——在古代甚至不是象征，而是国家力量本身；小女子孟姜女将国家力量哭倒，将其削弱，岂不是犯了颠覆国家的罪行？但是我们的古人不这么想，他们有着足够的智慧来面对这个问题。现代人替古人这么去想，也许是可耻的。

放在我们今天的议题中，长城代表着这个国家的“硬实力”，而孟姜女哭长城则代表了某种“软实力”。“软实力”不同在于，它不是直接来源于“硬实力”，不是硬实力的软性翻版，乃至不是直接服务于硬实力。它有自身存在的理由，有自发自为的起点。孟姜女的这个故事，体现了人民群众自发的思想感情，体现了从他们的立场上，看待周围世界及看待自己的诉求。当他们的思想感情在这个故事中得到说明和接纳，他们觉得这个世界便令人放心一些，更加适宜人居住一些，尽管解决问题还要等到下一步。

文化的这个起点，还可以通过孔子对于《诗经》的编纂可以得到说明。《诗经》中远远不仅是爱情表达，“关关雎鸠，在河之舟”，比如这一首，它形容自然界电闪雷鸣，噩兆历历，可是统治者还是无动于衷，不听警告：“烨烨震电，不宁不令。百川沸腾，山冢緈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哀今之人，胡賀莫惩！”孔子将这样的作品收集在一起，并说“诗可以兴、观、群、怨”，其中的“观”和“怨”，都涉及了统治者必须听到老百姓的怨怼不满，作为对于自己的提醒。在某种意义上，封建王朝因为将天下视为自己的，于是他们便想到了为自己的千秋万代负责。当然因为他们的利益与人民群众利益根本矛盾与对立，美梦总是做不成。

文化的这个不同起点，在今天有着更好的表述，这就是“社会现代性”与“文化现代性”的区分。哈贝马斯用“社会现代性”来指称韦伯所理解的“现代性”，它主要体现为资本主义经济与官僚国家，即所谓“现代化”的方案上面。但是这并不是事情的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