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这是一种文化的病症，是一百多年来积劳而成的“进步妄想症”。这种“进步妄想症”把发展和进步神圣化，当成人类生存活动的全部，进而将一切事物工具化，一切为了一个进步的目标。起初是动用经济杠杆的力量，现在发现，单纯的经济活动无法持续发展，于是，还需要有一些文化东西来补充，也就是所谓的“软实力”。一般地看，这一变化显然是一种进步。可是，一旦“软实力”也难以驱动发展的可持续性时，文化照样可以被抛弃，“软实力”照样可以弃之不顾。如果不抛弃这种“进步妄想”的逻辑，所谓的“软实力”依然是一个工具。而工具化的“软实力”，是无法真正成为一种实力的。

关于“核心价值”问题，需要做更细的论证方可准确地表达。但一些基本东西还是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描述。价值，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的，是不是普世的，都有一个核心的东西。人之为人，无论是中国、西方还是其他民族，都有一个大体一致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孔子之所以至今还有其精神价值，不是在于他对“礼”的强调，“礼”早就过时，例如见到父母要跪拜等。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仁”。“仁”通过跟人与他人的关系，来确定自我价值，这一点跟其他民族文化的价值，如基督教西方文化中的“博爱”，在精神上是相通的。只不过西方更强调个体的主体价值的实现，在个体内在精神的自我完善方面，西方人本主义和中国儒家思想也是相通的。修身，是作为君子的行为习得和自我从外部形态到内在精神的修养和化育，这也是一种人本文化的东西。现代西方文化中的人本主义则强调由知识、教养、博爱精神所建构起来的理性，作为人性的核心部分，这些文化精神在其根本之处都是相通的。重新认识本土文化，寻找与他民族在精神内核中的相通性，并相互补充其不足，这是文化生生不息的驱动力。

刚才，崔卫平女士谈到了我们讨论“软实力”问题的逻辑起点，我非常赞同，认为必须首先澄清这些问题。作为“软实力”的文化，必须要有普适的、内在的价值核心，以及终极的价值指向。没有这些东西，文化必将沦落为虚空。急功近利的文化传播活动，仍然是一种政治或文化的功利主义在作祟。多少年来，至少是从近代以来中国人已经吃了不少这个苦头。搞一个东西好像很有用，一旦效用不明显，就立即抛弃，再换一个。无论是个人还是社群，还是整个民族至今依然缺乏稳定的、有效的、相对恒久的价值核心，更多是一些临时的替代品。缺乏共同的、整体性的价值核心的认同，文化传播又能传播什么呢？今天传播这个，明天传播那个，最终曲终人散，留下的将还是一片精神的空洞。在这些问题上，人文知识分子首先应该担当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