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天石:追求信史和新知(2)
杜然
09:06
2010-0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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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到了1958年,大搞学术批判,拔白旗,插红旗。“白旗是教授们,他们是资产阶级白旗,我那个时候虽然是学生中的白旗,也是同学们要拔的对象,但在老师面前,我就是红旗了。”当时有同学提出自己编文学史,三年级的杨天石第一个表示拥护。

放暑假,大家不回家,要争取利用暑假写出一本红色的中国文学史。杨天石被认为是业务不错的学生,所以分在隋唐五代文学组。“党支部决定两个组长,正组长是政治方向正确的,政治把关的;我是副组长,业务上不错的。”但编写没多久,杨天石就和组长及组里的大部分组员发生了分歧。当时《文艺报》连载茅盾的《夜读偶记》,里面有两个观点:一个观点是民间文学是文学的主流,另一个观点是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斗争贯彻文学史的始终,这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在文学里的一个反映。“对于民间文学是文学主流这一点,我没有反对,但我极力反对 ‘一部文学史就是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斗争的历史’,这是讲不通的。例如白居易写了很多反映当时社会矛盾、反映老百姓贫困生活的诗,但他也写了很多歌颂山林隐逸的诗。”他不赞同一部文学史应这么写。但同学们说,要看本质,要看主流,于是仍然坚持那种写法。到了1959年纠偏,大家觉得杨天石讲的还不错,所以文学史后来又修改了一次,从原来的两卷本修改到四卷本,不再划分现实主义反现实主义了。但1960年又强调反修。“胡启立找我谈话。他问我,李商隐写给妓女的那些诗,有什么价值?我不吭声,觉得无法和他谈通。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毛泽东很喜欢三李 (李白、李贺、李商隐),要知道我就反驳他了。”

写完文学史初稿,领导觉得杨天石爱捣乱,就把他支到丰台桥梁厂编厂史。此前,作家阿英看到文学史的初稿,提了一个意见,说清末民初有一个叫南社的文学团体要写进去。当时近代文学组已没有人力了,所以杨天石就被临时借调到近代文学组,补写南社这个章节。南社研究让杨天石接触到清末民初的一批作家和历史。

文学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红极一时,“被认为是新军新史,革命的新生力量,现在看来,那个红色文学史,连我自己都不愿意看,左得太离奇,我看了都脸红,但那个时候,康生、陈毅都写信祝贺,我们还成为全国先进社会主义集体,书特别出了精装本,送到莱比锡的国际书展去展览。”

文学史出版之后,大家讨论怎么继续革命,“大家继续写书啊,一组写毛泽东文艺思想,一组写中国小说史,另外分了一组编 《近代诗选》,就是选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之前这一段时间的优秀作品,不仅要选还要注释……当时大量地看近代人的诗集,大概看了几百种……可以坦率地讲,我是这本书主要的注释者和编选者。然后就毕业了。”

那个时候杨天石政治上被视为走白专道路,所以他知道毕业分配不会好。他想起龚自珍的诗:“至竟虫鱼了一生”。“我也不敢有什么更高的想法,就想能够到中华书局当编辑,搞注释之学,给古书做注解就满意了。”

他的接收单位是北京南苑八一农业机械学校。“我在北大念了5年中文系,而且不客气地说我是一个高材生嘛,怎么能被分到一个农业机械学校去?不瞒你说,那个时候批判怕了,从1958年以后我不断地挨批判,所以不敢提一个不字。”杨天石先到永定门,从永定门坐公汽到南苑,从南苑又换了一辆郊县车,到了那个叫五爱屯的地方。原来那是一个培养拖拉机手的学校。

杨天石对这个分配很不服 ,他想起李白的一句诗“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梁斌的《红旗谱》里面有一个农民,他的口头禅是“出水才看两腿泥”,这句话鼓舞了杨天石,“我那些同学不是都分配得很好吗,北大啊,研究所啊,那就走着瞧吧,出水才看两腿泥。”他写了一本书,叫《南社研究》,他想通过自己的研究,被社会看中,能够有机会调出来工作。“我的榜样就是李希凡和蓝翎啊。”

这所学校本是“大跃进”的产物,所以1962年北京市委让它下马,那时杨天石有勇气了,向领导提出做自己喜欢的专业,当通知他到另一个技校去教书时,他一口拒绝了。“在我看来,一个技校的教员,师范学校、中专毕业生就可以了,何须我去教呢!”这时北京师大附中来挑教员,从1962年的2月,他就到了师大附中当语文教员,这一当就是16年,直到1978年到社科院近代史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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