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师大附中，杨天石一边教书，一边继续做业余研究。那会儿农村、城市开始“搞四清”，杨天石被内定为“新生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总不好说我是资产阶级分子啊，一个月工资才五十几块，所以我不是资产阶级分子，我也不贪污，无以名之啊，所以就创造了一个名词，就说新生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1964年，批资开始，电影《早春二月》和《北国江南》成了大毒草。《南社研究》改名《南社》准备出版，中华书局已经出了清样。“他们给我来了封信，表示现在正在批资产阶级，南社是个资产阶级团体，要加强批判。我觉得我已经批判得很严厉了，再加强批判，做不到。后来，中华书局就说，你不改我就拆版。”《南社》出版的时候，已到1980年。

1964年，杨天石还在《新建设》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明朝泰州学派的文章，文章批评了历史大家侯外庐等人的观点。“我的观点和侯外庐、杨荣国等几个大家的相反。”文章发表之前，杂志让侯外庐看过，他觉得这篇文章讲道理，同意发表。“这个老先生不简单，因为我是批评他的。我更没有想到的是，侯外庐提出来要把我调到历史研究所中国思想史研究室去做研究。我反对他，批评他，他却要把我调到他手下去工作，这是老一辈学者的高尚风格。我当时应该去拜访他的。”

“文革”期间杨天石到历史研究所和一个朋友聊天，对方跟他讲“你幸亏没有调来，要是你调来也逃不掉”，杨天石一打听，才知道侯外庐曾想把他调过去。虽然杨天石不清楚为什么调动没有成功，但他怀疑跟自己在北大的鉴定有关：“我的鉴定做得很坏，其中最严重的话就是反右斗争中丧失立场，严重右倾。”人生充满了偶然性。如果那次调动成功，杨天石现在做的研究就该是思想史，而不是近代史。

上世纪70年代初，社科院近代史所已经恢复业务，决定编中华民国史，先编资料，其中一个题目叫南社资料。近代史所的王学庄发现杨天石于“文革”前在《新建设》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文章，叫《论辛亥革命前的国粹主义思潮》，里面有一段专门讲南社。“他觉得我对南社的研究很深，所以就把他们的编写提纲给我寄了一份，我非常认真地提了意见。之后他们找我面谈，我又提了不少意见。他们就提出来，让我和他们一起工作，当时叫‘协作’，原单位工作照做，没有报酬。”

杨天石一有空就骑车到近代史所，“我可以利用近代史所的藏书，我觉得这是天上掉下的馅饼。”“他们大概对我印象不错，三年后，要调我来正式当研究人员。这次我要再不参与就完了，所以就主动找了师大附中领导，革委会主任倒也开通，他发现哪怕是‘文革’期间，我照样在做研究，而且1972年我还出版了一本 《王阳明》，30万2000册的印量，放在今天是天文数字啊。”

杨天石终究不放心档案里的那段评语。“不是要调我吗，我提前告诉你们我是什么人。一天晚上，我下定决心到了建国门。”近代史所的副所长李新不在家，夫人接待了杨天石。“她说你有什么事情吗，我就把情况告诉她了，说自己在反右斗争中严重右倾丧失立场，这位老太太见过世面，她一听就笑了，这个不说明你正确吗！”

访谈

经济观察报：2002年的时候，你受到过一次冲击，究竟是怎么回事？

杨天石：将来我有工夫，一定会写一篇回忆文章。当时我出版了《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蒋介石很重视历史资料，他在上世纪30年代就把自己的一部分日记、函电、电报和书信的底稿、原稿以及别人给他的信件等资料交给了他的老师毛思诚。毛思诚去世以后，他的家人就把这些东西砌在墙里面。“文革”期间，红小兵抄家，把墙砸开了，这批东西就暴露了。红小兵很高兴，蒋介石的资料，反革命总头目的资料啊，他们没有烧，作为一个战功，报告给宁波市革委会，宁波市革委会报到了浙江省革委会，浙江省革委会又报到了公安部，这批东西从宁波运到了北京公安部，后来交给了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我偶然看到这批资料，就开始研究，后来写了这本书。

统战部有一个华夏英才基金，资助党外人士的。我这本书是经过近代史所和院党委的推荐，华夏英才基金审查以后，决定资助出版。出版之前新闻出版总署转请统战部再次审查，统战部表示同意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