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前几年你提出要建立中国近代史新的解释体系，和这个问题也相关吧？

杨天石：对，这个话我在台湾中研院做报告的时候讲过，在大陆有的地方也讲过，但是到现在还没有写到文章里去。这是捅马蜂窝的事情，有人会受不了。其实，说“双方都不是匪”并不等于说双方的分歧没有是非，没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除了称对方为“匪”外，我们总应该找寻一种“新的解释”吧！

有一次开会，我说多年以来我们的近代史研究有很大的成绩，但是离反映历史的真实面貌还有相当大的差距。这样讲，可能比较容易接受。我这一行，现在很时髦，很热，但这是一个雷区，地雷很多，随时可能爆炸。所以，做研究的时候要分外严谨，分外小心。要把篱笆扎好，不给人钻空子。

构建近代史的新体系，这个题目太大，先说构建抗日战争史的新的解释体系。我们过去一讲到国民党抗日，没有别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这个是我们过去的解释体系最核心的8个字，这个体系要不要否定？当然要。也当然应该有新的解释体系，所以我说抗日战争是国共两党联合进行的民族战争，这就是新的解释嘛

经济观察报：请你对蒋介石做一个评价。

杨天石：这是很难的一个问题，新华社记者2006年和我提过这个问题，当时我讲了3句话，第一句，在近代中国历史上蒋介石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第二句话，在近代中国历史上，蒋介石是一个十分复杂的人物；第三句，在近代中国历史上，蒋介石有功有过，既有大功又有大过，大功两条，一个是领导北伐，一个是领导国民党国民政府抗战，大过两条，一个是1924年到1937年的清党剿共，一个是1946年到1949年的反共内战。我现在基本上还是这三句话。

另外我觉得蒋介石是个思想性格有许多毛病，但又是一个不断进行自我反省、自我修养的人。从他的性格来说，我觉得有两个很鲜明的优点，一个叫坚毅有恒，日记记57年，这就是一个最好说明；另外一个优点就是不屈不挠，在任何情况下不灰心丧气。缺点呢，我给他总结了5个，第一，早年好色；第二，暴躁；第三，多疑；第四，孤僻；第五，自恋。

对于蒋的自恋，我要解释几句。他是极端的自我迷信，从来不把自己看成一个普通人。他对自己有两个定义：他是基督的化身，是太极的化身。由于这样的自我认识，导致他的救世感很强，迷信自己，大事小事都要管。随便举个例子，国民党的宣传部长吃饭狼吞虎咽，他在日记里写“叶部长吃相难看，我要提醒他”。他到了台湾这个毛病也改不了。所以胡适有一年给蒋介石过寿，就劝蒋要糊涂一点，意思说你少管点事，但是不管用，所以这是蒋的悲剧。

关于蒋日记的真实性，当然不能够什么都相信，有很多事情他不记，有的他记了，但是有他个人片面性的观点。但是有一点，我觉得真实性和正确性是两个概念，我说他真实性比较大，不是说他正确性比较大，为什么？我觉得有两个理由：第一，他写了很多隐私，说当年他怎么逛妓院，怎么搞三陪，所以我说蒋早年有三重身份，第一是追随孙中山的革命志士，第二是儒家的信徒，第三个是上海的花花公子，这就是他早年荒唐的一面，他会在日记里如实地讲，比如说他会写我到妓院去了，我看到床铺很脏，我就拂袖而去，他会写对面来一个女孩子，女孩子很漂亮，他会写“见艳心动，记大过一次”。

经济观察报：但是否会前面写得比较真实，但到后来考虑到蒋经国接班了，可能会更多地把日记作为留给蒋经国的教材？

杨天石：会有这个情况。蒋早年是个中下级军官，不会想到日记要留下去作为历史学家研究的东西，等他成为党国领袖了，当然会想到他的日记会留下去，所以有些东西不记，是可以理解的，另外他记的时候有一点美化，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

比如说1938年，汪精卫逃到河内，军统特务翻墙进院，本来是想把汪精卫打死，结果打了汪精卫的秘书曾仲鸣。要把汪精卫杀掉，没有蒋的指示是不可想象的，戴笠绝对没有胆量擅自做主。但对于这个事情蒋写了八个字“刺汪未中，不幸之幸”。我看到这一段就很惊讶，按照我的想法，汪精卫是汉奸，他要投敌，你派个特务去把他干掉，好事啊，为国除奸嘛，但为什么蒋介石会想“不幸之幸”？我猜蒋想把自己写成一个仁至义尽的人物，就是汪想叛国，出逃了，蒋劝他，你呀，到欧洲去修养，别去和日本人勾搭，汪精卫不听，那现在发生刺汪的事情，不就暗示人家刺汪不是我蒋介石的命令啊，我还庆幸他没有死。

蒋记日记记了57年，他天天写假日记，这个人岂不是太蠢了吗，有这样的人吗？他每天写，用毛笔，每天花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甚至两个小时在那记，尽是假话，这个目的还不是生前公布，是为了死后给人家留下来研究，没有这种蠢人吧？

经济观察报：如果在一个不同的学术环境里，你对蒋介石的评价会有变化吗？

杨天石：我只能说，我写的文章都是真话，都是我的研究成果，但是我不能保证我所有的真话、所有的研究心得我都讲了。这里面，一个是有些问题我需要进一步研究、思考，有些话我觉得还要等一等，在我们的学术环境更理想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