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平安无事，2003年海外出了个书评，叫《大陆重要学者痛诉民族英雄蒋介石》。问题是我的书里没有“民族英雄”四个字啊。某些人看到这个书评，甚至都没来得及找我的书看看，就按捺不住了。他们以“一批老红军、老八路军、老新四军、老解放军战士”的名义给高层写了一封信，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杨天石，出了一本关于蒋介石的书，吹捧蒋介石是民族英雄，在我们看来，蒋介石是头号战犯，民族败类，千古罪人，如果蒋介石是民族英雄，那么我们这批老革命是什么？毛泽东是什么？如果蒋介石是民族英雄，那么天安门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岂不是要推倒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岂不是问题吗？这个人很会写文章。他们说，杨天石不是一个人，他这么做，肯定背后有他的主子做后台，然后就提出来，要把杨天石这样的人从党内清除出去。

经济观察报：你本来就不在党内嘛。

杨天石：所以说，这个写信的人是糊涂虫。社科院院长陈奎元把我的书从头到尾看了一遍，说这本书是一本扎实的学术著作，是研究，不是吹捧，然后把这个结论上报，有关领导认可陈奎元同志的意见。后来由社科院的秘书长朱锦昌向我传达结论。

开始我也有点紧张。上世纪50年代以来，从“反右”到“文革”，中国人培养出了一个本领，搞大批判的本领，任何一本好书都可以说成是反革命的书。刘少奇当年的《论共产党的修养》，是整风文献，全党学习啊，“文革”期间，也成了大毒草。

经济观察报：那会儿你还是《百年潮》的主编吧？

杨天石：这是个奇迹。我是非党员，但是当了九年党史刊物的主编，这个大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出版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得感谢两个人，一个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胡绳，一个是常务副主任龚育之，他们非常开明。

《百年潮》那会儿很有点名气。什么原因？第一，我们这些编辑全是兼职，没有一个专职，我和杨奎松都是近代史所的，韩刚和谢春涛是中央党校的，所有人员的编辑思想都比较解放。另外，社长是郑惠，他是原来的中央党史研究的副主任，就是说我们有条件自己审稿，稿子到了郑惠那里，他可以拍板。所以有一段时间，《百年潮》思想很解放。

一些人还直接攻《百年潮》，他们写了两封信给管宣传的领导，说《百年潮》号称中共刊物，像吗？看来不像。领导让查实情况。于是成立了调查组，把《百年潮》创刊以来的文章都查了一遍。最后给中央领导写的报告中，调查组讲《百年潮》有三个优点和三个不足。优点第一点是说我们发现了一些党史的珍贵资料；第二点是说我们澄清了一些历史错误；第三点是普及党史知识。不足第一个是对老人家的晚年错误，有的地方讲得过细；第二个是作者队伍还不够宽广；第三个是个别的文章格调不高。都不是大问题，杂志过关了。

一些人把杂志上季羡林的一篇文章说成是大毒草，把王元化的一篇文章也说成是大毒草，这些都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其实，季羡林先生那篇《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当年被评为全国最佳散文，可是在他们的密告信中，这篇文章却被视为是“吹捧胡适”的毒草呢！

到了2005年，党史学会改选，龚育之离任。学会领导宣布杨天石同志年事已高，要换一个主编。这样，我就离开《百年潮》了。

经济观察报：你说民国史的研究要突破内战思维。

杨天石：为了这个观点，我也曾经挨骂。这个话是《南方周末》的记者访问时谈到的。毛泽东曾经讲过，要克服 “内战时期的情绪”，我受到启发，因此才提出要突破“内战思维”。

过去共产党骂国民党是“蒋匪”，国民党骂共产党是“共匪”。1995年，台湾方面召开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的讨论会，大陆学者去了31个。我们浩浩荡荡去参加会议，有个年轻人挺兴奋，就在楼道里大叫“共匪来喽”。到了闭幕式，我就发言讲了一段话，说以前双方彼此称对方为匪，现在看来双方都不是匪，举个例子，在座有一位蒋永敬教授，他原来还当过国民党的兵，按照这个理论推下去，他是标准的蒋匪；但在我看来，他知识丰富，温文儒雅，身上找不到一点匪气。我呢，是中共培养长大的，大家和我相处这么些年，在我身上也找不到匪气，所以我们历史上这种彼此互相攻击对方为匪的现象不正常。

中研院的院士张玉法在我后面发言，他说，中国就是两种人，一种拥护国民党，一种拥护共产党，如果拥护国民党的是蒋匪，拥护共产党的是共匪，这样的话，中国人不都是匪了吗，他说这是“土匪史观”。我觉得他讲的话有道理。后来《南方周末》的记者帮我总结为“摆脱内战思维，克服土匪史观”。这一登出来不得了，有些人不是从正面理解你的话，而是上纲上线，恶意歪曲，把你往“有罪”的方向引导。“双方都不是匪”，这个观点有什么错！既符合历史真实，又符合中共现在的政策嘛。难道我们现在还坚持认为对方是“匪”，或者历史上是“匪”吗？

冯小刚拍了《集结号》，片子放了以后，有人批它没有革命和反革命之分，没有进步和反动之分，没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然后把我拉出来陪斗，说冯小刚这个片子的理论根据是我。幸而，冯小刚这部片子还得了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