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舞

“中美两国不仅要加强政府间联系，更要加强人民之间的沟通交流，学生交流就是很好的途径之一……中美中心的研究领域覆盖推动中美关系发展的多个领域。这里的学生比绝大多数人更好地为全球化做好了准备。”2014年，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John　Kerry）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SAIS）发表演讲时，如是盛赞南京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简称“中美中心”或HNC，此文中有时也称 “中心”，两校分别简称为“南大”、“霍大”）。

两年后的6月18日，一场“国际问题高层论坛”与高规格典礼，将“中美中心”成立30周年的庆典推向高潮，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K.Albright）率领的霍大代表团出席庆典，江苏省省委和南京市市政府的主要领导也莅临现场。2000年，正是在奥尔布赖特担任国务卿期间，美国国会通过了给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地位的法案，为中国次年底加入WTO扫清了障碍。30年来，“中心”千余名中方毕业生中，不少人活跃在APEC会议、朝核六方会谈、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等场合。

“中美中心”从1986年开始招生，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最早的高等教育国际合作长期项目——早在1979年中美建交之初，时任南大校长匡亚明率领1949年之后的首个中国大学校长代表团访美，参访霍大期间即与该校校长史蒂文·穆勒（Steven　Muller）达成初步合作协议。

2000年10月，南大—霍大国际问题研究所成立，成为两校又一重要合作项目。位于霍大华盛顿分校区的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SAIS）是全美乃至全球的顶尖国际关系研究机构之一，也是霍大方面直接对应“中心”的最有力机构——30年来，老布什、基辛格、布隆伯格、洪博培、骆家辉、傅高义、福山、兰普顿和万里、资中筠、吴敬琏、王缉思、崔天凯等中美政要、外交官、学术名家等纷纷造访“中心”；近几年，美国国会议员代表团和国会助手代表团也频频来访。

在5月下旬的复旦大学“留美知识精英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国际研讨会”和6月上旬的第七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双双闭幕之后不久，笔者专赴南京，对“中美中心”第4任中方主任何成洲教授与第14任美方主任顾百里（Cornelius　C.　Kubler）教授分别进行了专访。

访谈

受访人：何成洲（南大—霍大“中美中心”中方主任、外国语学院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欧洲科学院外籍院士）

顾百里（Cornelius　C.　Kubler，霍大—南大“中美中心”美方主任，维廉大学亚洲研究系“史丹费尔德”讲席教授暨创系系主任）

采访人：燕 舞（资深媒体人，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系访问学者）

选址南京

燕舞：南大的“三江、两江师范学堂”时期，曾短暂师法日本，民国以降的几个时期则过渡到师法美国并深受“美国因素”影响；霍大今年也迎来了140周年校庆，它早在1917年就参与援建“北平协和医学院”。您二位分别是挪威奥斯陆大学和美国康奈尔大学的博士，你们和你们所接触的留美教员或美国学者，对南大校史上的“美国因素”也会有一些留意吧？你们学术生涯早期所亲历的中美学术交流又有哪些？

何成洲：我2005年刚晋升正教授时，有幸成为初创的南大高研院第一批一年制驻院学者，期满后留下来做院长助理，2009年又开始担任了好几年副院长，经常有外宾来访，总会带他们去转转。有时会到鼓楼校区的北大楼（即原金陵大学的钟楼）看一下，一般我都会讲到我们的前身之一金陵大学（1888年—1952年）——南大的源头可以追溯至1902年，但如今鼓楼校区所在的校址是1888年创立的金陵大学，它的前身是美国基督教会“美以美会”1888年在南京干河沿创办的汇文书院，其国际教授大多数是美国传教士。金陵大学存续的时间蛮长，所以跟美国知识界的渊源还是很深的。

南大前身的另外一个部分是中央大学（1927年—1949年），当时很多教授要么是美国人，要么就是美国留学回来的，它是民国最重要的高等学府。在2013年7月被学校委派出任“中心”第4任中方主任之前，通过上述接待外宾的活动，我确实感觉到南大在历史上跟美国知识界或者说整个美国社会有比较密切的联系，这可能是与国内其他很多高校不一样的地方。

我从奥斯陆大学留学回国，同事中有美国留学回来的，有英国留学回来的，也有像我这样从北欧国家留学回来的，留学归国教员相当多。尤其是如果做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有这样一个留学背景，对西方的学术传统、西方文学和文化研究的理论、流派以及一些新的趋势等，还是了解的。不管是美国还是英国或者其他欧洲国家，它的学术在总体上虽然不一定能说是一个板块，但也是一个联系相当密切的有机整体，这个知识共同体内部交流起来还是有很多共识的，毕竟留学归国教员所受教育的语境大致相同。

顾百里：1970年代，我先在康奈尔大学读本科和硕士，本科是中文和语言学双专业，1971年第一次到了台湾政治大学留学一年；在康奈尔大学拿了第一个语言学硕士学位后，1975年到1978年又到台大的中国文学研究所念了硕士班——论文题目是“澎湖列岛方言调查”，我的导师丁邦新先生现在已经七十几岁，退休了。

1978年，我又从台湾回到康奈尔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研究方向是欧化的中文语法，1981年拿到博士学位。1980年到1991年，我在美国国务院当了10年外交官，1991年辞职回到学术界，然后一直到2014年在维廉大学当教授。1981年暑假我第一次来到中国大陆，那时候快要接任美国国务院在台湾设立的一个华语学校的校长之职，去上任之前，我和太太先到美国驻北京的大使馆、上海总领事馆、广州总领事馆了解那边的情况。那时的中国大陆比较落后，这三、四十年来，进步是惊人的迅速。

我太太祖籍北京，是在台湾长大的，我和她在我1971年去台湾留学时就认识了，5年之后结的婚，今年6月19日也是我跟太太结婚40周年纪念。我太太对烹饪相当了解和擅长，也正是因为她的关系，所以我比较了解中国人的风俗习惯。我对于中国的了解，虽然有一部分是从书本上得来的，也有很多是从台大或者别的教育机构得来的，但也因为我有一个中国家庭，从岳父岳母那里也学到了很多。我们有一个儿子，叫顾皓元，是2010年到2011年在“中心”念的证书班。可能也是受到“中心”影响，他现在在美国念博士，学的是中国历史，他平常在家里跟他妈妈讲中国话。

我曾在美国国务院的外交学院担任亚非语文系（有22个语言组）的中文组和日文组主任，负责美国外交官的语言、文化方面的培训。那时，我们就想每年把两三位年轻的美国外交官送到这儿来受训，1987年到1990年期间也的确这样做了。

当然，南大之所以有这么一个“中美中心”，我听说主要得益于1980年代中期南大和霍大的校长，匡亚明校长当然了解南大的历史，这可能有一定的间接影响。但是，为什么没有在北京或者上海设立这么一个“中心”呢？南京有很多优点是北京或者上海所不具备的，美国人希望到一个外国人不要太多的中国城市，一个外国学生比较容易跟本地中国人交朋友的地方。而在上海，中国人已经看见过太多外国人，一般也不会特别主动地想过去自我介绍并跟他们交朋友。南京恰恰因为外国人比较少，美国学生在这里交朋友的机会比较多。再说了，上海人山人海，北京也是人太多，南京虽然也是个大都市，但不会让你觉得人那么多。而且，以物价水平来说，南京的一切都比较合理——“中心”的国际学生大部分得贷款，才能到这儿来学习，他们有时候去上海回来就向我抱怨，说“顾老师，上海有的地方的消费比美国还要贵。”“中心”选址南京，因为这座城市确实有很多优点。

中美民间外交的桥梁

燕舞：中美关系有时也难免会有低潮，比如1999年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这类事件对“中心”的发展有影响吧？

何成洲：“中美中心”是中美民间外交的一个示范或者说样板。其价值一方面体现在我们培养人才上；另外一个比较大的贡献在于，我们在民间外交上起到了一定作用。“中心”是一个年轻人互动的平台，我们当然要替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培养“知华派”，这是我们的理想。我们也的确培养了1000多位美国社会的精英人才，他们通过在“中心”的学习，对中国有了更多了解，为中美关系的长期、健康发展奠定了民间基础。

中美两国高层和政界都很重视“中心”，我们在两国都能引起很广泛的关注，比如，美国前总统老布什、一批前国务卿如基辛格、奥尔布赖特等，以及一批美国前任和现任驻华大使等，还有国会议员代表团、国会助手代表团等，都访问过“中心”。

一些政要和代表性人士来了以后跟学生进行交流，觉得年轻人的声音多元，也比较率性。他们很希望听听中国学生对美国的认识——他们怎么看中美关系、怎么认识美国，还想听听美国学生对中国的认识，这些都是比较鲜活的信息。千万不要小看了这些小的座谈会，这对美国政界的大腕儿们有很大的冲击。美国国会助手代表团，我们近年也接待过几批，这些座谈在民间外交当中可以起到相当大作用——你如果想给美国人灌输一些想法，这比较难，但是座谈这样一种交流，很放松，随便聊一聊，漫谈式的，这样得到的信息能够潜移默化地对他们形成一种强烈影响，通过这些年轻人看到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

顾百里：虽然中美关系有时会面临一定挑战，但“中心”的教学和研究始终没有停止过，我们认为中美之间会继续有接触，不能因为有问题就中止；即使有什么问题，我们也希望尽可能不要影响“中心”的教学和研究。

大体上，出现问题有时是因为两国政府的政策不同，有时是美国学生的风俗、习惯和中国学生的不同——如果是后一种情形，我们都鼓励学生之间通过对话来解决，要是他们自己乃至主任助理也解决不了，我们两个主任就要设法介入和解决了，会尽可能地帮助他们去了解对方，从而达成妥协、让步。

有时，当一些热点新闻发生时，有的“中心”学生会问我们，可不可以就此举行讨论会。我跟何主任认为，只要是跟学术跟办学有关，只要比较客观，是可以的。我想中国学生跟美国学生一样，政治思想、对事情的看法，因人而异，美国学生中也有比较代表官方看法的，也有的不一定代表政府的看法。在这方面，中国学生跟美国学生没有太大差异。

人才的培养

燕舞：较之于清华大学的“苏世民书院”、北大的“燕京学堂”以及“上海—纽约大学”等这些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你们“中心”与它们有哪些异同？

何成洲：“中心”是研究生层次的项目，昆山—杜克大学也是硕士层次的，上海—纽约大学则主要是面向本科生招生。“中心”另一个特色非常明显，即围绕“国际研究”这个中心，它之下现在又有六个方向，包括政治、经济、法律以及能源、资源和环境、美国研究、中国研究——在课程设置上，“中心”跟霍大的国际问题高级研究院有深入合作，国际关系研究也正是霍大的强项。我们“中心”总的项目是“国际研究”，但是内涵非常丰富。我们长期的想法是跨学科，你可以选择一个方向作为主修，但必须有一个辅修方向。

很多国内大学的中外合作特别是中美合作办学项目里，国际教授往往来一学期甚至几个星期，把课程浓缩后上完；我们则属于聘请制，现在有相当一部分国际教授在这边工作好多年，最长的有十多年，有的是五六年、七八年——这也是我们“中心”跟国内其他类似项目不太一样的地方，当然也是“中心”能够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之一。

在学生的招考方式上，“中心”硕士项目的中方研究生选录，要经过全国统考，与证书班项目中国学生的考录方式不一样。

顾百里：“苏世民书院”的基本性质跟我们“中心”很不一样，比方说，我在维廉大学有两个非常优秀的学生，他们申请了这个项目，却都没有被录取，为什么呢？因为它并没有优先考虑有中文背景的申请人，那边的课全部用英文上；昆山—杜克大学、上海—纽约大学、北大“燕京学堂”等项目都一样，他们都用英文上课，怎么可能用英文去很彻底地了解中国文化呢？我们“中心”有所谓“目标语言”政策，即我们给国际学生上课完全用中文，他们写硕士论文也要用中文，他们的老师都是南大或者一两位别的国内大学的中国教授。此举不是为了练习中文，而是为了更清楚地了解中国文化、中国社会的状况，你不可能请一位外国教授去教你这些东西。

还有一点，上述项目的办学历史很短。在投资比重上，也不像我们“中心”双方是完全平等地各占一半。还有一点，我们会公开招聘长期的国际教授，他们会来自美国还有其他国家各个有名的大学。

燕舞：贵“中心”的培养目标是“从事中美双边事务和国际事务的专门人才”，这类人才最重要的素养是什么？

何成洲：“未来的世界领导者”的首要要求是高素质，这是“中心”录取学生时看重的第一点。对彼此的文化比较熟悉，是对“未来的世界领导者”的第二个素质要求。我们的中国学生和国际学生在日常是生活在一起的。第三个要求就是跨学科。现在，国内高校的人才培养有些时候是“专有余，面不足”，但在“中心”就不一样了，你学经济学，还必须同时辅修法学或中国研究、美国研究，而且必须上课，不是说光随着自己的兴趣泛泛地看几本书。

顾百里：来“中心”的美国学生一般都热爱中国文化、中国语言，大部分已经学了四五年中文，有的更久。“苏世民书院”是要培养未来的企业家，而在我们“中心”，我们不但培养了企业家，很骄傲的是，我们也培养了不少政治家、外交官或教育家。

平等决策和管理的基础

燕舞：“中心”的组织架构图显示，中、美两位主任是平等的管理者。既然是平等合作，总难免会出现分歧，那遇到这样的时刻，您二位是怎样磨合怎样说服对方的？

何成洲：“中心”这个管理模式有一些创新之处：第一，经费的投入是各一半，这奠定了平等决策和管理的基础。如今类似的其他国际合作办学模式中，往往是我国政府方面投资包干。你多出钱，你就会有更多的权力。

中美高校文化、民族文化有很大差异，在“中美中心”这个平台上共存，或者说碰撞，没有矛盾也是不现实的，但是一个原则就是大家反复协商，找到一个最终双方都能够接受的方案。首先，“中心”有长期的协商传统，并不是哪一方说了算，所以大家都有心理准备，有了这样的准备，沟通就容易多了。第二，很多问题其实不涉及根本性冲突，因为是高校办学培养人才，在这个意义上，大家的目标还是一致的。中美两个国家矛盾这么多，都能找到利益共同点，更何况两个高校的办学目标这么一致。

顾主任尽管是国际知名的汉学家，年龄也比我长一些，但为人很谦和，很愿意交流。他做事情很认真，我也注重认真，我俩都有比较强的专业背景，在工作上面更加讲求实效，这样就有助于把问题有效地解决。而且，我俩都不是很强硬，彼此合作的意愿相对来说比较强一点，都希望让各自所代表的学校和我们的教职员工都能够满意和接受。跟顾主任合作，我是很幸运的。

顾百里：投资额度与管理、决策权限真的都是“一半一半”。我跟何主任相处得非常好，他也是非常诚恳的一个人。而且，我们都是大学教授，我比较容易了解何主任，他也比较容易了解我——我的运气很好。当然，一方面我有自己个人的想法，但同时我得代表美方，而且美方的意见相当复杂，有来自霍大华盛顿分校区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的意见，也有来自巴尔迪摩市主校区的意见。所以有时美方要求我向中方传达一些诉求时，如果是我自己一个人可以决定的，我大概不会这样说或者这样要求，但诚如中方有中方的诉求一样，美方也有美方的诉求。何主任很了解我的处境，我也了解他的处境，有时候我得让步，有时候他也得让步。有时，确实会有那么几个小时的僵持，甚至有时好几天才能解决某个很棘手的问题，但是不能不去解决，因为这个“中心”要继续办下去。有时，我们谈了好几次才想出一个解决的办法。但这两年来，无一次没有解决分歧。

新口号与新使命

燕舞：“中心”为人称道的一大特色，无疑是“中国学生由美国教授授课，国际学生则由中国教授授课”。这种授课模式和师生互动，最初可能还是为了帮助中国学生学英语、国际学生学汉语，但外语的掌握毕竟只是为外国文化的“在地”体察和学习提供一种基础性工具，在直接出国留学变得相对便利的当下，“目标语言”教学政策较之于“在地”留学的优势是不是也在下降？

何成洲：“中心”的人才培养模式到目前为止可以说还是独一无二的，其一表现在“目标语言”教学层面——外国学生希望讲好中文，中国学生则希望讲好英文，他们都希望跟对方交流。但也要有一个平衡，大家随时转换语种，互相帮助，这也是“中心”养成的一种教育文化。

这次以三十周年庆为契机，我们最近一直在思考“中心”的使命到底是什么。长期以来，它的一个使命，尤其是对中国学生而言，就是“不出国的留学园地”，这是“中心”的一个特色和优势。从这次三十周年庆开始，我们用一个新口号表达的新使命，就是“中美青年领导者的摇篮”。如果“中心”迄今30年的发展历程硬要划分出几个时段来，2006年是一个分水岭和里程碑，因为之前“中心”主要是开设一年制的证书班项目，只有一座老楼；2006年开始新增联合硕士项目，新大楼也是这一年建起来的。最近两三年，我们新开了一个能源、资源和环境项目，希望“中心”更加多元，更加契合社会发展的需要，更加满足全球化发展的需要。

顾百里：这个问题只关系到中国学生，对于国际学生来说，他们来“中心”学习，就是在留学。没错，现在中国学生有很多种选择，其中直接出国留学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但是到“中心”来学习，仍有一定的优势。首先，以学费和生活费来说，中国学生在“中心”所需的学费，一直相当低。“中心”还能作为出国留学的跳板，可以先到这里念个硕士。所以，我认为“中心”还是有它的“留学”优势的。我们“中心”现在已经有2800多位校友，他们会互相帮助，会给刚毕业的校友介绍就业的机会，这让“中心”也有一定优势。

(胡晓进、杜华、宋韵雅、李巍四博士对本专访亦有贡献，谨致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