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目前我们处在经济危机时期，已经是一个悲剧。但是，如果我们不深入了解造成目前像瘟疫一样影响着我们的危机原因，尤其是如果我们困惑于专家、分析家以及大多数经济理论家的意见，那么，这一悲剧则会更严重
非常高兴《货币、银行信贷与经济周期》中文版和大家见面了。十年前我在本书第一版中就曾预测，严重的经济危机会导致世界范围内的经济衰退，今天这一猛兽开始发威了。从这一点来看，中文版的出版显得尤为及时。
***
得到中央银行许可，并且在过去十五年中在央行指导下执行的人为信贷扩张政策不可能会以其他任何方式结束。当2001年美国从最后一次的危机（尽管短暂且有些受压抑）中透过气来，并且美联储重新启动始于1992年的大规模的人为信贷扩张和投资时，目前即将结束的经济扩张循环就开始在积蓄动力。这次的信贷扩张并没有受到自愿家庭储蓄平行增长的支撑。多年来，票据和存款形式的货币供应以每年平均超过10%的速度在增长，即世界货币流通的总量每七年增长一倍。源于这次信托膨胀的交易媒介已由银行系统作为新创造的贷款以非常低的利率发放（甚至实际上为负利率）。这一切激发了投机泡沫的产生，即产生资本商品、房地产资产以及代表这些资产的股票价格暴涨，而这些股票在股市的交易又造成股指飞涨。
令人惊奇的是，就像1929年经济大萧条之前的“股指飞涨”一样，货币增长的冲击并没有严重影响到生活消费品和服务的价格（这些大概只占所有商品的三分之一）。过去的十年，如同20世纪20年代一样，大规模高科技的运用和重大的企业创新导致了生产率的显著上升，而这一上升，如果不是注入了货币和信贷元素，就会产生消费品和服务单位价格的健康和持续性的下降。而中国和印度经济与全球经济市场的完全接轨进一步推动了消费品和服务的实际生产率增长。在近几年生产率迅速增长阶段没有出现消费品价格的健康的“紧缩”，有效地证明了货币冲击严重扰乱了经济发展进程。关于这一现象，我已在本书第六章第九部分详细论述。
正如我在书中阐述的那样，人为的信贷扩张和交易媒介（信托）的膨胀并没有为经济的稳定和持续发展提供捷径，无法避免所有高利率自愿储蓄的必要牺牲和纪律约束（事实上，尤其在美国，自愿储蓄最近几年不但没有上升，反而有时还出现负利率）。的确，人为的货币信贷扩张从来都只是短期解决问题的方法，也是最佳方案。实际上，我们毫不怀疑货币冲击具有长期的衰退性质：新创造的货币贷款(并不是公民们原来存储的货币)为企业家们及时提供他们实现极端野心的投资计划所需使用的购买力(特别是近年来建筑和房地产方面的投资)。换言之，企业家们之所以这样投资，似乎是由于公众增加了储蓄（而事实上公众的储蓄并没有增加）。经济体系普遍不协调发展所导致的结果是：金融泡沫（失去理性的昌盛）对现实经济造成了非常有害的影响，社会发展进程迟早会以经济衰退的形式出现逆转，标志着社会发展又重新开始痛苦和必要的经济调整。而这种重新调整总是要求每一个已经扭曲了的真正的生产结构必须恢复原状。有多种具体动因可以造成货币“欣狂”（the euphoric monetary“binge”）的结束以及经济衰退“余孽”（recessionary hangover）的开始苏醒。而这些动因在不同的经济周期中各不相同。在当前形势下，最为明显的动因应是原材料，特别是石油价格的攀升，美国房产的次贷危机，以及众多大银行机构的失利，即当市场表明这些银行的负债值明显超过其资产价值（抵押贷款）时出现的破产。
当前，不少为自身利益考虑的声音不断在呼吁要求进一步减少利率，增加新的货币投入以使得他们既能完成投资项目而又不受什么损失。然而，这种逃避的态度只能将问题暂时搁置，其结果是使问题到后来变得更为严重。这次危机的起因有两种，一是资本品企业（尤其是建筑商和房地产开发商）由于受低廉信贷的驱使做出了企业经营的决策错误，造成了利润损失；二是消费品价格的运作开始稍逊于资本品的价格。此时，一场令人痛苦且又不可避免的经济重新调整就开始了，除了生产下降，失业增加外，我们还痛苦地发现消费品的价格在上涨（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
如果我们对目前的经济与金融事件进行最精确的分析，并且进行最冷静和稳定的解释，我们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央银行，即真正的中央金融计划机构，不可能随时都能成功找到一项最有利的货币政策。这正好清楚地说明了为什么前苏联不能对其经济提供周全的计划。换言之，正如奥地利经济学家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和哈耶克（Friedrich A. Hayek）所发现的那样，总体上讲，社会主义的经济法则一般不可能完全应用于中央银行，具体来说，不可能适用于美联储，过去不利于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当前也不可能利于伯南克（Ben Bernanke）。按照这一法则， 就不可能在计划机构强制行政命令的基础上，利用经济手段调控整个社会。这是因为这一机构从来不会获取所需信息，以使其行政命令更具协调性质。的确，没有什么比“致命的自负”（哈耶克的话）更危险，自负的人认为自己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或是以为自己至少很聪明，有足够的力量，在任何时候都能对最适当的货币政策进行调控。因此，美联储，以及欧洲央行不是去减缓经济周期中的剧烈震荡，而是增加这种动荡，并使其恶化。这样， 伯南克及其美联储董事会和其他央行（以欧洲央行为首）所面临的困惑总是让人不舒服。多年来他们对于货币的责任一直在缩小，现在他们已经走进死胡同。他们要么任由经济衰退进程事发和进行健康且痛苦的调整，要么采用“以毒攻毒”（hair of the dog）的方法，逃离这次灾难。如果采用后一种方法，那么在不远的将来，更为严重的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可能会愈演愈烈（这一现象恰似1987年股市崩盘后的情形，这一失误导致20世纪80年代末的通货膨胀，这一事件直到1990—1992年期间出现严重的经济衰退才结束）。而且，此时，重新执行廉价信贷政策只能阻碍必要的无盈利投资的变现和使公司无法恢复原状，其结果甚至必定会延长衰退周期。这种现象近年来已在日本出现，尽管日本尝试了各种干预政策，但其经济仍然无法对任何激励措施产生响应，如信贷扩张和凯恩斯方法。正是在这种“金融精神分裂”（financial schizophrenia ）环境下，我们才必须对最近由货币权威机构（the monetary authorities） 发起的“黑暗中摸索”（shots in the dark）进行解释（这些货币权威们的职责相互矛盾：既要控制通货膨胀，又要向金融系统注入必要的流动资金以防其倒闭）。因此，当美联储在某日拯救了贝尔斯登公司（Bear Stearns）、 美国国际集团（AIG）、 房利美(Fannie Mae)、房地美(Freddie Mac) 或花旗银行（Citigroup）后, 就只好让雷曼兄弟公司（Lehman Brothers ）倒闭, 其堂而皇之的托词是为了“教训一下”（teaching a lesson） ，不愿增加道德风险等。紧接着，随着局势的展开，又通过了一项用7000亿美金从银行系统购买所谓“毒性”（toxic）或“无流动性资金”（illiquid），即毫无价值的资产的计划。 如果该项计划是通过税收（不是更多的通货膨胀）完成，那么，这就意味着要加重各家各户的税收负担，而此时，人们恰恰无力承担重税。最终，由于怀疑此项计划是否有效，才决定把公共货币直接注入银行，以“确保”银行总存款量不变。
相比之下，欧盟的经济状况要稍微好些（如果我们不考虑为刻意使美元贬值政策所产生的扩张效应，以及相当严重的欧洲僵化性，尤其在劳力市场上的僵化性，这些都会使得欧洲的经济衰退时间更长，更令人痛苦）。欧洲央行推行的扩张政策，尽管存在严重漏洞，仍然比美联储的政策略胜一筹。再者，欧洲主要经济体在康复时期完成了趋同标准。欧盟的一些边缘国家，像爱尔兰，特别是西班牙，他们在加入欧盟的过程一开始就陷入了较大的信贷扩张。西班牙的例子可以说明这种状况。西班牙经济曾经经历过兴盛时期，其真正原因部分是由于1996年以前首相何塞玛丽亚阿斯纳尔 (Jose Maria Aznar) 为首的西班牙政府对结构改革放宽了限制，而其主要原因则是人为货币信贷扩张，其扩张速度几乎是法国和德国的三倍。 西班牙经济智能体对在进行共同体趋同过程中，传统的低息贷款利率下降原因的解释是： 低息贷款（easy-money）极易获得，民众从西班牙银行获取贷款需求量大（主要是为房地产筹措资金），而这些银行都是通过无中生有创造货币来贷款，欧洲央行的银行家们对这一现象竟然熟视无睹。然而，一旦面临价格上涨时，欧洲央行就开始忠于职守，发布命令，不管货币联盟的成员国有多么困难，也要求他们尽可能地长期保持利率不变。这些成员国，如西班牙，现在已经发现他们在房地产方面的多数投资都是错误的，并且正在对现实经济进行长期且痛苦的重新调整。
在这种情况下，最恰当的政策莫过于对各经济层次（特别是劳动力市场）放宽限制，使得各生产要素（尤其是劳动力）快速重新分配至盈利企业部门。同时，必须降低公共开支和税收，增加负债累累并要尽快还贷的经济行为人的有效收入。 普通经济行为人和一些企业只有通过减少成本（特别是劳力成本）和还清贷款， 才能恢复其财政状况。要实现这一目的，必要条件就是：非常有弹性的劳动力市场和更为紧缩的公共部门。 如果市场要尽快揭示错误生产的投资商品的实际价值，这些因素都是基本要求，因而，也能为将来健康持续的经济复苏打下坚实基础。为了大家的利益，我希望这种复苏会很快到来。
***
我们不要忘记近期人为扩张的核心特点：不论是在美国还是在欧洲，数世纪来全球通用的传统的会计原则逐步恶化。具体来说，接受国际会计标准(IAS)，并将此标准编入各国法律（在西班牙是编入总会计计划书，并于2008年元月1日生效），那就意味着放弃传统的审慎理财原则及其替代原则，即在资产负债表资产价值特别是金融资产价值评估中采用的公允价值原则（the principle of fair value）。 在摒弃传统奉行的审慎理财原则的过程中，经纪业和投资银行（幸运的是它们正在逐步消亡）的作用影响很大。一般来说，所有各方都乐于使账面价值“膨胀”，使其更接近于假设的更为“客观的”股票市场价值，而这种股市价值在过去的经济发展的金融狂热潮中不断攀升。事实上，在多年的“投机泡沫”（speculative bubble）期间，这种狂热过程具有以下反馈环（feedback loop）特征：上升的股市价值会立即记入账目中，然后，这些账目又为进一步人为提高股票市场上的金融资产的价格提供正当依据。
在争相放弃传统会计原则，并用其他原则取而代之，以求“与时俱进”的竞争中，人们通常根据异端假设（unorthodox suppositions）和完全主观标准来对各公司进行评估，而这些主观标准在新的标准中完全取代了仅存的客观标准（这些客观标准是通过历史代价而获得）。目前金融市场的崩溃，经济行为人对银行普遍失去信任以及银行的会计实务运作，都表明在放弃传统的审慎理财原则而接受国际会计标准(IAS) 的过程中出现严重的错误，错误地沉迷于创造性公允价值会计（creative, fair-value accounting）。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必须审视最近美国和欧盟为“弱化”（soften ），也就是说部分逆转，公允价值会计对金融机构的影响而采取的措施。这种做法方向正确，但力度不够，而且是为了错误的理由。的确，那些金融机构的负责人们想“亡羊补牢”，他们之所以采取这些补救措施，是因为“毒性”或“无流动性资金”的价值的急剧下降危及这些机构的偿付能力。然而，前些年“非理性繁荣”（irrational exuberance）期间，这些人对新的国际会计标准津津乐道，在这种繁荣下，股市和金融市场的不断上升和过度价值使得他们的资产负债表由于与其利润和净值相应的惊人数字而显得异常漂亮，而这些数字反过来又促使他们不顾危险地去冒险。因而，我们看到，国际会计标准以有利于循环方式作用，加剧了波动和偏执性的企业管理：在繁荣时期，他们就创造虚假“财富效应”，刺激人们进行不合理的风险投资；一旦错误败露，资产价值的损失立即使公司资本消失（decapitalizes companies），这时，公司必须出售一些资产，以便在困难时期改变或调整其资本结构（这个时期资产值最低而金融市场干枯）。显然，事实证明像国际会计标准(IAS)这样的会计准则具有扰乱性，应该立即废除，而所有近期进行的会计改革，特别是西班牙的会计改革（2008年元月1日生效），应该取消。这并不是因为这些改革在金融危机和衰退时期进入终结期，而是因为特别是在繁荣时期，我们在评估中必须坚持审慎理财原则，这一原则由卢卡帕乔利(Luca Pacioli)于15世纪初创建, 但反倒是作为虚假标准偶像的国际会计标准在一直改变着所有的会计体系。
总之，近来世界范围内进行的会计改革的最大错误在于，当它用“公允原则”取代了传统会计原则中最受赞誉的会计准则——审慎理财原则时，就完全打乱了多个世纪以来的会计实践和企业管理。公允原则只是把动荡不定的市场价值引入到一整套资产体系，特别是金融资产体系。这种哥白尼式转向（Copernican turn）特别有害，并威胁着市场经济基础。其原因如下：首先，破坏传统的审慎理财原则，要求会计分录反映市场价值，就会造成通货膨胀，在不同的经济周期，会使得具有盈余的账面价值无法兑现，而且在许多情况下，可能永远无法兑现。在此条件下，每一经济周期的昌盛时期产生的虚假“财富效应”(wealth effect)就会导致对一些虚构的纸上（或仅是暂时的）利润（paper profits）进行分配，接受不相称的风险。简而言之，造成系统的创业失误和国家资本的损耗，以至于危害了国家健康的生产结构和长期增长能力。其次，我必须强调的是，会计的目的不是在实现“会计透明度”（accounting transparency）（很少有） 的前提条件下，反映假设的“真正的”（real）价值（这种价值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主观的，并且是由相应的那个市场来决定，每天都变化）。相反，会计的目的是使各公司能够严格执行会计稳健性(accounting conservatism)标准，进行审慎管理，防止资本损耗（这种会计稳健性是以审慎理财原则为基础，以历史成本或市场价值记录的低值部分为依据）。这一标准确保了在任何时候可分配利润都出自可靠盈余，而又不威胁公司未来的生存能力和资本筹措。其三，我们必须记住市场上不可能会有第三方能够客观决定的均衡价格（equilibrium prices）。事实是市场价值受主观评估影响，并且会出现大幅波动。因此，在会计中使用市值就会消除资产负债表中过去所记载数据的大部分的清晰度、确定性和信息。现在，资产负债表大都显得莫名其妙，对经济行为人无任何用途。而且， 市场价值固有的波动性，尤其是经济周期市值的动荡不定，会让以“新原则”为基础的会计失去大部分潜力，这一原则指导着公司的管理人员，引导着他们在管理中有系统地犯下严重错误，而这些错误自1929年以来几乎都会挑起最严重的经济危机，肆虐全球。
***
在本书的第九章，我提出了一个唯一使世界金融走向秩序的过渡进程，这一进程完全与自由企业制度（free-enterprise system）相融，可以消除周期性影响世界经济体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书中所提到的国际金融改革建议，目前（2008年11月）已获得极大的相关性，在这一时期， 陷于困境的欧洲各国政府和美国组织了一个国际会议，共同商讨国际货币体制改革，以避免将来再次出现目前正影响着整个西方世界的金融和银行业危机。正如本书九章所详细论述的那样，将来任何改革如果不能击中当前问题的根源和遵循以下原则，那么这种改革就会像过去各种改革那样以惨败结束。这些原则包括：1）重建银行活期存款和现金等价物的百分之百的储备金制度；2）废除央行作为最后贷款人制度（如果执行前一制度，这种制度就没有必要，而如果央行继续作为金融中央规划机构，这种制度就有害无益）；3） 将目前垄断性的、受托国家发行的货币及其替代典型的纯黄金标准（金本位制）私有化。这种具有突破性的、明确的改革将如同1989年柏林墙倒塌那样标志着高潮的到来和真正社会主义的实现，因为改革意味着将相同的自由化和私人财产原则应用到金融和银行业这一唯一领域，此领域目前仍身陷中央计划（由“中央”银行控制），极端干涉（固定利率，错综复杂的政府规章）和国家垄断（要求接受目前国家发行信托资金的法定货币）的境地，这种情况会产生我们已经看到的非常消极和严重的后果。
我必须指出的是，本书最后一章提出的过渡进程，还允许从一开始就摆脱现行银行体系，从而防止其迅速崩溃。否则一旦储户对银行广泛失去信任，大量的银行存款就会消失，那么不可避免地就会出现的突然的通货紧缩（monetary squeeze ）。目前西方各国正力图采取各种计划方案去实现的这一短期目标，包括大量采购“毒性”的银行资产，对所有存款的特别保障，以及仅对私有银行进行部分或全部的国有化等。如果立即采取第九章改革建议的第一步，这一目标也许会实现得更快更有效，而且对市场经济的危害会更小。 这一建议是：用现金支撑当前银行存款（活期存款及现金等价物）的总量，票据都应该交给银行，从此就可以保持相应存款的百分之百储备金。如第九章图9-2所示的完成第一步骤之后银行系统的合并资产负债表那样，发行这些钞票绝不会形成通货膨胀，因为新发行的货币可以说是经过“消毒”（sterilized）的，其目的在于满足任何突然存款提款需要的这些存款。此外，这一步骤将释放所有银行资产（ “毒性”或无毒的），这些资产在一些私有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显示为活期存款（及现金等价物）的资金储备。假设新的金融体系过渡是在“正常”情况下进行，而不是在目前这种严重的金融危机之中进行，那么，我在第九章中就建议“释放”的资产（“freed” assets ）应转移到一套特别设立，并且由银行体系管理的共有基金，并建议这些基金的资金股份可以同已发行国债（outstanding treasury bonds）及与公共社会保障体系相关的隐性负债（implicit liabilities）进行兑换（第九章）。然而，在当前严重金融经济危机时期，我们还可以有另一种选择,那就是除了取消这些基金的“毒性”资产外， 把剩余的一部分（如有必要）用来支持一些储户（这里不是指存款人，因为他们的存款已经有百分之百储备金支撑），使他们能够收回在投资中失去的大部分价值（尤其是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和控股公司的贷款）。这些措施将立即使人们恢复信心，并将留有足够的剩余基金，可以一劳永逸并不需成本地用来兑换相当一部分国债，这也是我们的初步目标。当然，在任何情况下我必须不厌其烦地重复的一个重要警告是： 我所提出的建议只有做出不可撤销决定，重建遵循活期存款百分之百储备金制度的自由银行体系，才能生效。上述任何改革，如果事先没有坚定的信念和改变上述国际金融和银行体系的决心，那么，这种改革将是灾难性的：继续部分储备金制度运作的私有银行（受控于相应的中央银行）将会引起具有一系列效应，把为存款资金储备创造的现金作为基础的通货膨胀性扩张。这种扩张将是历史上前所未有，必将最终摧毁我们的整个经济体系。
***
上述意见非常重要，值得认真考虑。鉴于当前处于危急状态的国际金融体系，本专著显得有着重大意义（虽然我肯定会更喜欢在不同于当前经济情况下写这个新版本的序言）。目前我们处在经济危机时期，已经是一个悲剧。但是，如果我们不深入了解造成目前像瘟疫一样影响着我们的危机原因，尤其是如果我们困惑于专家、分析家以及大多数经济理论家的意见，那么，这一悲剧则会更严重。至少在这里，我希望本书在世界各地的相继出版能够在对读者进行理论培训，对下一代进行知识重塑，以及最终对当前市场经济的整个货币和金融机构的必要的重新设计都有所贡献。如果我的这一愿望能够实现，我不仅会认为我们付出的努力是值得的，而且还会为能对经济改革运动走向正确道路做出哪怕是一点点贡献而感到非常荣耀。
by赫苏斯·韦尔塔·德索托
本书被誉为继哈耶克之后奥地利学派代表人物德索托的倾力巨作， 被译为20多种文字流传世界，它会 告诉你金融危机的本质及其潜在危险。
作者：[西]赫苏斯·韦尔塔·德索托
译者：葛亚非 刘芳
出版社：电子工业出版社
非常高兴《货币、银行信贷与经济周期》中文版和大家见面了。十年前我在本书第一版中就曾预测，严重的经济危机会导致世界范围内的经济衰退，今天这一猛兽开始发威了。从这一点来看，中文版的出版显得尤为及时。
得到中央银行许可，并且在过去十五年中在央行指导下执行的人为信贷扩张政策不可能会以其他任何方式结束。当2001年美国从最后一次的危机（尽管短暂且有些受压抑）中透过气来，并且美联储重新启动始于1992年的大规模的人为信贷扩张和投资时，目前即将结束的经济扩张循环就开始在积蓄动力。这次的信贷扩张并没有受到自愿家庭储蓄平行增长的支撑。多年来，票据和存款形式的货币供应以每年平均超过10%的速度在增长，即世界货币流通的总量每七年增长一倍。源于这次信托膨胀的交易媒介已由银行系统作为新创造的贷款以非常低的利率发放（甚至实际上为负利率）。这一切激发了投机泡沫的产生，即产生资本商品、房地产资产以及代表这些资产的股票价格暴涨，而这些股票在股市的交易又造成股指飞涨。
令人惊奇的是，就像1929年经济大萧条之前的“股指飞涨”一样，货币增长的冲击并没有严重影响到生活消费品和服务的价格（这些大概只占所有商品的三分之一）。过去的十年，如同20世纪20年代一样，大规模高科技的运用和重大的企业创新导致了生产率的显著上升，而这一上升，如果不是注入了货币和信贷元素，就会产生消费品和服务单位价格的健康和持续性的下降。而中国和印度经济与全球经济市场的完全接轨进一步推动了消费品和服务的实际生产率增长。在近几年生产率迅速增长阶段没有出现消费品价格的健康的“紧缩”，有效地证明了货币冲击严重扰乱了经济发展进程。关于这一现象，我已在本书第六章第九部分详细论述。
正如我在书中阐述的那样，人为的信贷扩张和交易媒介（信托）的膨胀并没有为经济的稳定和持续发展提供捷径，无法避免所有高利率自愿储蓄的必要牺牲和纪律约束（事实上，尤其在美国，自愿储蓄最近几年不但没有上升，反而有时还出现负利率）。的确，人为的货币信贷扩张从来都只是短期解决问题的方法，也是最佳方案。实际上，我们毫不怀疑货币冲击具有长期的衰退性质：新创造的货币贷款(并不是公民们原来存储的货币)为企业家们及时提供他们实现极端野心的投资计划所需使用的购买力(特别是近年来建筑和房地产方面的投资)。换言之，企业家们之所以这样投资，似乎是由于公众增加了储蓄（而事实上公众的储蓄并没有增加）。经济体系普遍不协调发展所导致的结果是：金融泡沫（失去理性的昌盛）对现实经济造成了非常有害的影响，社会发展进程迟早会以经济衰退的形式出现逆转，标志着社会发展又重新开始痛苦和必要的经济调整。而这种重新调整总是要求每一个已经扭曲了的真正的生产结构必须恢复原状。有多种具体动因可以造成货币“欣狂”（the euphoric monetary“binge”）的结束以及经济衰退“余孽”（recessionary hangover）的开始苏醒。而这些动因在不同的经济周期中各不相同。在当前形势下，最为明显的动因应是原材料，特别是石油价格的攀升，美国房产的次贷危机，以及众多大银行机构的失利，即当市场表明这些银行的负债值明显超过其资产价值（抵押贷款）时出现的破产。
当前，不少为自身利益考虑的声音不断在呼吁要求进一步减少利率，增加新的货币投入以使得他们既能完成投资项目而又不受什么损失。然而，这种逃避的态度只能将问题暂时搁置，其结果是使问题到后来变得更为严重。这次危机的起因有两种，一是资本品企业（尤其是建筑商和房地产开发商）由于受低廉信贷的驱使做出了企业经营的决策错误，造成了利润损失；二是消费品价格的运作开始稍逊于资本品的价格。此时，一场令人痛苦且又不可避免的经济重新调整就开始了，除了生产下降，失业增加外，我们还痛苦地发现消费品的价格在上涨（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