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近来世界范围内进行的会计改革的最大错误在于，当它用“公允原则”取代了传统会计原则中最受赞誉的会计准则——审慎理财原则时，就完全打乱了多个世纪以来的会计实践和企业管理。公允原则只是把动荡不定的市场价值引入到一整套资产体系，特别是金融资产体系。这种哥白尼式转向（Copernican turn）特别有害，并威胁着市场经济基础。其原因如下：首先，破坏传统的审慎理财原则，要求会计分录反映市场价值，就会造成通货膨胀，在不同的经济周期，会使得具有盈余的账面价值无法兑现，而且在许多情况下，可能永远无法兑现。在此条件下，每一经济周期的昌盛时期产生的虚假“财富效应”(wealth effect)就会导致对一些虚构的纸上（或仅是暂时的）利润（paper profits）进行分配，接受不相称的风险。简而言之，造成系统的创业失误和国家资本的损耗，以至于危害了国家健康的生产结构和长期增长能力。其次，我必须强调的是，会计的目的不是在实现“会计透明度”（accounting transparency）（很少有） 的前提条件下，反映假设的“真正的”（real）价值（这种价值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主观的，并且是由相应的那个市场来决定，每天都变化）。相反，会计的目的是使各公司能够严格执行会计稳健性(accounting conservatism)标准，进行审慎管理，防止资本损耗（这种会计稳健性是以审慎理财原则为基础，以历史成本或市场价值记录的低值部分为依据）。这一标准确保了在任何时候可分配利润都出自可靠盈余，而又不威胁公司未来的生存能力和资本筹措。其三，我们必须记住市场上不可能会有第三方能够客观决定的均衡价格（equilibrium prices）。事实是市场价值受主观评估影响，并且会出现大幅波动。因此，在会计中使用市值就会消除资产负债表中过去所记载数据的大部分的清晰度、确定性和信息。现在，资产负债表大都显得莫名其妙，对经济行为人无任何用途。而且， 市场价值固有的波动性，尤其是经济周期市值的动荡不定，会让以“新原则”为基础的会计失去大部分潜力，这一原则指导着公司的管理人员，引导着他们在管理中有系统地犯下严重错误，而这些错误自1929年以来几乎都会挑起最严重的经济危机，肆虐全球。
在本书的第九章，我提出了一个唯一使世界金融走向秩序的过渡进程，这一进程完全与自由企业制度（free-enterprise system）相融，可以消除周期性影响世界经济体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书中所提到的国际金融改革建议，目前（2008年11月）已获得极大的相关性，在这一时期， 陷于困境的欧洲各国政府和美国组织了一个国际会议，共同商讨国际货币体制改革，以避免将来再次出现目前正影响着整个西方世界的金融和银行业危机。正如本书九章所详细论述的那样，将来任何改革如果不能击中当前问题的根源和遵循以下原则，那么这种改革就会像过去各种改革那样以惨败结束。这些原则包括：1）重建银行活期存款和现金等价物的百分之百的储备金制度；2）废除央行作为最后贷款人制度（如果执行前一制度，这种制度就没有必要，而如果央行继续作为金融中央规划机构，这种制度就有害无益）；3） 将目前垄断性的、受托国家发行的货币及其替代典型的纯黄金标准（金本位制）私有化。这种具有突破性的、明确的改革将如同1989年柏林墙倒塌那样标志着高潮的到来和真正社会主义的实现，因为改革意味着将相同的自由化和私人财产原则应用到金融和银行业这一唯一领域，此领域目前仍身陷中央计划（由“中央”银行控制），极端干涉（固定利率，错综复杂的政府规章）和国家垄断（要求接受目前国家发行信托资金的法定货币）的境地，这种情况会产生我们已经看到的非常消极和严重的后果。
我必须指出的是，本书最后一章提出的过渡进程，还允许从一开始就摆脱现行银行体系，从而防止其迅速崩溃。否则一旦储户对银行广泛失去信任，大量的银行存款就会消失，那么不可避免地就会出现的突然的通货紧缩（monetary squeeze ）。目前西方各国正力图采取各种计划方案去实现的这一短期目标，包括大量采购“毒性”的银行资产，对所有存款的特别保障，以及仅对私有银行进行部分或全部的国有化等。如果立即采取第九章改革建议的第一步，这一目标也许会实现得更快更有效，而且对市场经济的危害会更小。 这一建议是：用现金支撑当前银行存款（活期存款及现金等价物）的总量，票据都应该交给银行，从此就可以保持相应存款的百分之百储备金。如第九章图9-2所示的完成第一步骤之后银行系统的合并资产负债表那样，发行这些钞票绝不会形成通货膨胀，因为新发行的货币可以说是经过“消毒”（sterilized）的，其目的在于满足任何突然存款提款需要的这些存款。此外，这一步骤将释放所有银行资产（ “毒性”或无毒的），这些资产在一些私有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显示为活期存款（及现金等价物）的资金储备。假设新的金融体系过渡是在“正常”情况下进行，而不是在目前这种严重的金融危机之中进行，那么，我在第九章中就建议“释放”的资产（“freed” assets ）应转移到一套特别设立，并且由银行体系管理的共有基金，并建议这些基金的资金股份可以同已发行国债（outstanding treasury bonds）及与公共社会保障体系相关的隐性负债（implicit liabilities）进行兑换（第九章）。然而，在当前严重金融经济危机时期，我们还可以有另一种选择,那就是除了取消这些基金的“毒性”资产外， 把剩余的一部分（如有必要）用来支持一些储户（这里不是指存款人，因为他们的存款已经有百分之百储备金支撑），使他们能够收回在投资中失去的大部分价值（尤其是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和控股公司的贷款）。这些措施将立即使人们恢复信心，并将留有足够的剩余基金，可以一劳永逸并不需成本地用来兑换相当一部分国债，这也是我们的初步目标。当然，在任何情况下我必须不厌其烦地重复的一个重要警告是： 我所提出的建议只有做出不可撤销决定，重建遵循活期存款百分之百储备金制度的自由银行体系，才能生效。上述任何改革，如果事先没有坚定的信念和改变上述国际金融和银行体系的决心，那么，这种改革将是灾难性的：继续部分储备金制度运作的私有银行（受控于相应的中央银行）将会引起具有一系列效应，把为存款资金储备创造的现金作为基础的通货膨胀性扩张。这种扩张将是历史上前所未有，必将最终摧毁我们的整个经济体系。
上述意见非常重要，值得认真考虑。鉴于当前处于危急状态的国际金融体系，本专著显得有着重大意义（虽然我肯定会更喜欢在不同于当前经济情况下写这个新版本的序言）。目前我们处在经济危机时期，已经是一个悲剧。但是，如果我们不深入了解造成目前像瘟疫一样影响着我们的危机原因，尤其是如果我们困惑于专家、分析家以及大多数经济理论家的意见，那么，这一悲剧则会更严重。至少在这里，我希望本书在世界各地的相继出版能够在对读者进行理论培训，对下一代进行知识重塑，以及最终对当前市场经济的整个货币和金融机构的必要的重新设计都有所贡献。如果我的这一愿望能够实现，我不仅会认为我们付出的努力是值得的，而且还会为能对经济改革运动走向正确道路做出哪怕是一点点贡献而感到非常荣耀。
注：本文为该书序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