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对目前的经济与金融事件进行最精确的分析，并且进行最冷静和稳定的解释，我们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央银行，即真正的中央金融计划机构，不可能随时都能成功找到一项最有利的货币政策。这正好清楚地说明了为什么前苏联不能对其经济提供周全的计划。换言之，正如奥地利经济学家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和哈耶克（Friedrich A. Hayek）所发现的那样，总体上讲，社会主义的经济法则一般不可能完全应用于中央银行，具体来说，不可能适用于美联储，过去不利于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当前也不可能利于伯南克（Ben Bernanke）。按照这一法则， 就不可能在计划机构强制行政命令的基础上，利用经济手段调控整个社会。这是因为这一机构从来不会获取所需信息，以使其行政命令更具协调性质。的确，没有什么比“致命的自负”（哈耶克的话）更危险，自负的人认为自己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或是以为自己至少很聪明，有足够的力量，在任何时候都能对最适当的货币政策进行调控。因此，美联储，以及欧洲央行不是去减缓经济周期中的剧烈震荡，而是增加这种动荡，并使其恶化。这样， 伯南克及其美联储董事会和其他央行（以欧洲央行为首）所面临的困惑总是让人不舒服。多年来他们对于货币的责任一直在缩小，现在他们已经走进死胡同。他们要么任由经济衰退进程事发和进行健康且痛苦的调整，要么采用“以毒攻毒”（hair of the dog）的方法，逃离这次灾难。如果采用后一种方法，那么在不远的将来，更为严重的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可能会愈演愈烈（这一现象恰似1987年股市崩盘后的情形，这一失误导致20世纪80年代末的通货膨胀，这一事件直到1990—1992年期间出现严重的经济衰退才结束）。而且，此时，重新执行廉价信贷政策只能阻碍必要的无盈利投资的变现和使公司无法恢复原状，其结果甚至必定会延长衰退周期。这种现象近年来已在日本出现，尽管日本尝试了各种干预政策，但其经济仍然无法对任何激励措施产生响应，如信贷扩张和凯恩斯方法。正是在这种“金融精神分裂”（financial schizophrenia ）环境下，我们才必须对最近由货币权威机构（the monetary authorities） 发起的“黑暗中摸索”（shots in the dark）进行解释（这些货币权威们的职责相互矛盾：既要控制通货膨胀，又要向金融系统注入必要的流动资金以防其倒闭）。因此，当美联储在某日拯救了贝尔斯登公司（Bear Stearns）、 美国国际集团（AIG）、 房利美(Fannie Mae)、房地美(Freddie Mac) 或花旗银行（Citigroup）后, 就只好让雷曼兄弟公司（Lehman Brothers ）倒闭, 其堂而皇之的托词是为了“教训一下”（teaching a lesson） ，不愿增加道德风险等。紧接着，随着局势的展开，又通过了一项用7000亿美金从银行系统购买所谓“毒性”（toxic）或“无流动性资金”（illiquid），即毫无价值的资产的计划。 如果该项计划是通过税收（不是更多的通货膨胀）完成，那么，这就意味着要加重各家各户的税收负担，而此时，人们恰恰无力承担重税。最终，由于怀疑此项计划是否有效，才决定把公共货币直接注入银行，以“确保”银行总存款量不变。

相比之下，欧盟的经济状况要稍微好些（如果我们不考虑为刻意使美元贬值政策所产生的扩张效应，以及相当严重的欧洲僵化性，尤其在劳力市场上的僵化性，这些都会使得欧洲的经济衰退时间更长，更令人痛苦）。欧洲央行推行的扩张政策，尽管存在严重漏洞，仍然比美联储的政策略胜一筹。再者，欧洲主要经济体在康复时期完成了趋同标准。欧盟的一些边缘国家，像爱尔兰，特别是西班牙，他们在加入欧盟的过程一开始就陷入了较大的信贷扩张。西班牙的例子可以说明这种状况。西班牙经济曾经经历过兴盛时期，其真正原因部分是由于1996年以前首相何塞玛丽亚阿斯纳尔 (Jose Maria Aznar) 为首的西班牙政府对结构改革放宽了限制，而其主要原因则是人为货币信贷扩张，其扩张速度几乎是法国和德国的三倍。 西班牙经济智能体对在进行共同体趋同过程中，传统的低息贷款利率下降原因的解释是： 低息贷款（easy-money）极易获得，民众从西班牙银行获取贷款需求量大（主要是为房地产筹措资金），而这些银行都是通过无中生有创造货币来贷款，欧洲央行的银行家们对这一现象竟然熟视无睹。然而，一旦面临价格上涨时，欧洲央行就开始忠于职守，发布命令，不管货币联盟的成员国有多么困难，也要求他们尽可能地长期保持利率不变。这些成员国，如西班牙，现在已经发现他们在房地产方面的多数投资都是错误的，并且正在对现实经济进行长期且痛苦的重新调整。

在这种情况下，最恰当的政策莫过于对各经济层次（特别是劳动力市场）放宽限制，使得各生产要素（尤其是劳动力）快速重新分配至盈利企业部门。同时，必须降低公共开支和税收，增加负债累累并要尽快还贷的经济行为人的有效收入。 普通经济行为人和一些企业只有通过减少成本（特别是劳力成本）和还清贷款， 才能恢复其财政状况。要实现这一目的，必要条件就是：非常有弹性的劳动力市场和更为紧缩的公共部门。 如果市场要尽快揭示错误生产的投资商品的实际价值，这些因素都是基本要求，因而，也能为将来健康持续的经济复苏打下坚实基础。为了大家的利益，我希望这种复苏会很快到来。

我们不要忘记近期人为扩张的核心特点：不论是在美国还是在欧洲，数世纪来全球通用的传统的会计原则逐步恶化。具体来说，接受国际会计标准(IAS)，并将此标准编入各国法律（在西班牙是编入总会计计划书，并于2008年元月1日生效），那就意味着放弃传统的审慎理财原则及其替代原则，即在资产负债表资产价值特别是金融资产价值评估中采用的公允价值原则（the principle of fair value）。 在摒弃传统奉行的审慎理财原则的过程中，经纪业和投资银行（幸运的是它们正在逐步消亡）的作用影响很大。一般来说，所有各方都乐于使账面价值“膨胀”，使其更接近于假设的更为“客观的”股票市场价值，而这种股市价值在过去的经济发展的金融狂热潮中不断攀升。事实上，在多年的“投机泡沫”（speculative bubble）期间，这种狂热过程具有以下反馈环（feedback loop）特征：上升的股市价值会立即记入账目中，然后，这些账目又为进一步人为提高股票市场上的金融资产的价格提供正当依据。

在争相放弃传统会计原则，并用其他原则取而代之，以求“与时俱进”的竞争中，人们通常根据异端假设（unorthodox suppositions）和完全主观标准来对各公司进行评估，而这些主观标准在新的标准中完全取代了仅存的客观标准（这些客观标准是通过历史代价而获得）。目前金融市场的崩溃，经济行为人对银行普遍失去信任以及银行的会计实务运作，都表明在放弃传统的审慎理财原则而接受国际会计标准(IAS) 的过程中出现严重的错误，错误地沉迷于创造性公允价值会计（creative, fair-value accounting）。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必须审视最近美国和欧盟为“弱化”（soften ），也就是说部分逆转，公允价值会计对金融机构的影响而采取的措施。这种做法方向正确，但力度不够，而且是为了错误的理由。的确，那些金融机构的负责人们想“亡羊补牢”，他们之所以采取这些补救措施，是因为“毒性”或“无流动性资金”的价值的急剧下降危及这些机构的偿付能力。然而，前些年“非理性繁荣”（irrational exuberance）期间，这些人对新的国际会计标准津津乐道，在这种繁荣下，股市和金融市场的不断上升和过度价值使得他们的资产负债表由于与其利润和净值相应的惊人数字而显得异常漂亮，而这些数字反过来又促使他们不顾危险地去冒险。因而，我们看到，国际会计标准以有利于循环方式作用，加剧了波动和偏执性的企业管理：在繁荣时期，他们就创造虚假“财富效应”，刺激人们进行不合理的风险投资；一旦错误败露，资产价值的损失立即使公司资本消失（decapitalizes companies），这时，公司必须出售一些资产，以便在困难时期改变或调整其资本结构（这个时期资产值最低而金融市场干枯）。显然，事实证明像国际会计标准(IAS)这样的会计准则具有扰乱性，应该立即废除，而所有近期进行的会计改革，特别是西班牙的会计改革（2008年元月1日生效），应该取消。这并不是因为这些改革在金融危机和衰退时期进入终结期，而是因为特别是在繁荣时期，我们在评估中必须坚持审慎理财原则，这一原则由卢卡帕乔利(Luca Pacioli)于15世纪初创建, 但反倒是作为虚假标准偶像的国际会计标准在一直改变着所有的会计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