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的青年们，梁先生是他们的思想导师。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青年们比梁先生更激进。陈独秀先生主张的打倒孔家店，梁先生不同意，毕竟中国人就是中国人，你不可能使中国的老百姓、中国的每一个个体都把罗马、希腊作为咱们的标准，但是梁先生主张一定要把西方的好多东西拿进来，跟我们中国的文化传统有一个很好的接续，一个融通、融合。

中国的历史，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不按照理性主义路子走，越是理性的学者所设想的那些主张，中国社会就从来不按照它们走，而中国真正走的历史是不理性的。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那批青年们，对当时的西方文明多么地效法，他们把西方当做自己老师，但是没想到巴黎和会上，西方的老师再一次非常傲慢地欺负中国。青岛山东问题没解决，转让给日本，所以爆发了政治的五四运动，青年们不让了，认为这是政府无能卖国。实际上这是西方对中国的再次出卖。

杨念群语录

杨念群 唐景亮/摄

改革的循环周期：重回“新民说”，重归百年改革之路：现在我们重新启动梁任公先生的“新民“，实际上是重接八十年代真正启蒙的传统，同时我们更要往远追溯，重启近百年来中国近代改革从器物到制度到文化变迁这样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的使命。

现代社会非常重要的特征是人不断被缩小到一个狭小的空间里面，身份的单一化导致评价系统的窄化。

儒家最精彩的部分恰恰是道德实践，是行动的过程。

中国近代历史演变的关键是群己界限的问题，就是自我跟一个群体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这个群己的界限是怎么划的。

如果我们把自己出生在大清灭亡的关键年份，我们就会感觉到我们并不清楚未来是什么样的世界。帝国突然倒塌，皇帝不再，我们应该做什么样的选择，走什么样的路子，自己跟旁人的关系，跟国家的关系，跟帝国的关系，跟皇帝的关系，通通都是一锅粥，因为那时候太乱了，大家都不知道怎么样来布这个局。

民国初年我们看到皇帝倒塌后真是手足无措，因为皇帝在传统的政治格局里，不仅仅是皇位的问题，实际上是凝聚所有文化资源、政治资源、经济资源的符号，如果把皇帝推倒之后，所有的这些符号全部倒塌，我们难以凝聚起大一统的疆域，必然是分崩离析的。所以当时所谓的立宪是从这个出发点开始。

我从来不把科举认为是考试制度，它是一个身份分配的制度，起到所谓的政教教化的作用，政治是靠科举制度人员安排和身份安排来建立起整个的网络。

我们老说爱国、爱国，爱国跟现在的民族主义挂在一起，爱国就是一个非常空洞的东西，除了跟小日本叫板，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在里面，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国家到底是什么。

革命本身是有问题的，在这点上我是一个“反革命者”。革命是造成最终灾难的最重要的一点。因为通过革命的手段所造成的所谓的民主的一些制度完全是不可及的，所以新左派有时候为“文革”辩护，说“文革”就是大民主，大家参与，随便想骂谁骂谁，把老子揍一通也没人管，这是民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