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利明/文

高中看时政经济类刊物，大一确定财经新闻发展方向，大二（2001年）看到创刊的《经济观察报》而立志加入，大四毕业实习毛遂自荐被接纳。毕业后在新京报历练两年，2005年我回归经济观察报，之后7年拿过报社三个年度杰出作品奖、两个年度杰出记者奖。这是我在经济观察报的烙印。

2011年8月8日刊发的《IPO宽严尺度调查》，就是其中的一个年度杰出作品奖报道。从创业板到中小板，严宽不同的发审委委员小组，往往对应的是该股票质地的好差。以2010年业绩统计，宽松组别里业绩负增长的企业数往往较多，反之却少，两者悬殊相差逾6倍。

当时，这篇报道被报社认为是财经数据新闻报道的一个范本，用客观数据方式，变相揭开了发审委委员的寻租空间与寻租排名。据说证监监管高层在后来发审委委员大会时，还举着这篇报道怒斥，让委员们看看排名，自己背后到底有多少猫腻。后来甚至有公关人员还拿着这篇报道的数据进行整合，以数十万的价格出售给拟上市企业——以此排名来判断某一发审委委员的公关难易度。

这一报道的启发，也来自于某财经公关的朋友提示，说有些发审委委员手太紧，有能力的拟上市公司在过会时都会想办法回避“火眼金睛”组别。同时，拟上市公司更多的是想办法去打点那些手松的“眼拙”委员。

发审委委员的利益寻租与腐败，因为是线下交易和抽屉协议，所以既难以为外人所知，也很难查证。但是，发行审核制，最终还是人员审核，机制再完善也是靠人的主观判断来投票，所以有行为数据和主观偏差，也就有报道空间。

通过上百份客观数据表格的数据清洗、筛选整理，我最终计算出中小板、创业板发审委委员的过会率与绩差率。从当时A股看门人角色的发审委委员，手松收紧程度，以及火眼金睛程度，还是睁眼瞎的眼拙程度，来凸显发审委委员在把关IPO企业生死命门背后存在的寻租空间。

报道的初衷需要特别交待，我非常认同报社“理性·建设性”的理念，就是要站在未来看现在，站在行业、市场、制度、顶层设计的维度，来看待问题并试图追寻可能的答案。而IPO环节，从PE腐败，到发审寻租，到发审委委员好赖，再到发行制度改革，再到呼吁注册制，都是证监监管乃至市场关注的焦点难点问题。

所以，从历史纵深维度就可以看出，IPO发行制度作为守门人制度，是我一直重点关注的，并不是某一时刻、某一时点的偶发报道行为，而是直击监管制度完善与顶层设计的系列跟踪报道。

这就有了从2010年到2012年之间，《国信证券PE腐败大案》、《IPO发行灰色利益链》、《IPO宽严尺度调查》、《郭树清惊人之问:IPO不审行不行?》这一系列涉及发行审核问题的重大经典报道。

之后，从2016年3月注册制被授权实施，到2019年科创板开启并进行了注册制试点，再到如今注册制还将全面推行，我和报社有幸既见证又参与了发行制度改革尤其是注册制改革的历史进程。

（作者时任经济观察报记者，现为“德林社”、投资者互动社区“尺度APP”董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