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馥李/文

为了回顾，我二刷了本文前后约一年的稿件——有些自恋，好在找回了那两年的很多面孔，又感觉到了那些磕出来的火光。

2013年到2014，山西好像每天都在爆出大新闻——一坨一坨的，就在那时段，我奉命跑山西。

现在看，对城市生长逻辑的一些心得，就是在那个时间段形成的。因为一个极富争议的市长，因为一个急剧变化的城市，再加上风云变幻的山西政坛，让那时的采访写作，有了记录时代的意味。

从信息的场域来说，频繁往返北京和各地，自上而下地俯视和自下而上地仰望常常激烈对撞，像刀与剑互砍，火光四溅。这不是矫情，我始终认为，记者就得有总理的视野、农民的立场。

就拿这篇稿件来说，明明各种法令和政策已经十分明确了，但在具体城市、具体事件的执行层面，你会发现各种不协同、不相融。所以，该怎么评价那个市长，我自己是矛盾的。

认识上有矛盾，稿子就成了缺乏观点统摄的白描，而这种理性怀疑和感性认同一直并存了好久。

山西的采访不好做，证件公函要准备一大堆，因为很多部门只认白纸黑字带印章的纸；可话又说回来，只要认真耐心地做好功课，把公文写好，交到最合适的人手里，采访又事半功倍。

加上了一点点运气，采访最终遇到了合适的人，他愿意说一说，而且说了肺腑之言。然后，去太原的一个城中村采访，一位管理者出来阻截，我们狠狠地吵了一架，结果不打不相识，后来成了好朋友。

后来的事情也很精彩。报道刊发后，当地宣传部门和几位官员均受到了非议，因为他们没想到稿件如此立意，在他们看来，将一位市长和城市这样关联，是令人恼火的，是程式化的时政报道不可接受的。为此，他们还进行了内部追责。

这挺让人沮丧的：当你费尽心机让一个官员敞开心扉，完全照录，常常会将他们置于不安全的境地。这时，选择写什么不写什么，全在于自己，把他们的“金句”藏起来，看起来朴拙，实际是厚道。

之后我又遇到了类似的事儿，可以说受到了不小的震动，从此再下笔时诚惶诚恐。

回头看，我觉得很幸运，那些磕出来的火光，让人受用终身；那些刻印出来的字句，不敢说记录历史，却也刻录了自己的成长，那时光很奢侈啊！

（作者为经济观察报城市与政府事务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