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并非注定如此|我们的四分之一世纪
经济学家张维迎说:“这世界并非注定如此,它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有人做了一些与众不同的事”。
2025年,新的世纪走完了它的四分之一路程。自千禧年伊始的四分之一世纪,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黄金期。我们见证了“经济上行期的美”,亲历了全球化浪潮与科技革命的洗礼。从小灵通走到智能手机,从门户网站步入人工智能,我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也开始面临更多的挑战和困惑。
这四分之一个世纪固然是漫长宏大的,但也是每一个“我们”具体而微的合集。我们希望记录站在浪潮之巅的杰出人物,也希望记录无数在时代洪流中奔涌向前的普通人。每个人的经历和选择,都是这段历史不可或缺的拼图,共同构成了“我们的四分之一世纪”的完整面相。
经济学家张维迎说:“这世界并非注定如此,它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有人做了一些与众不同的事”。
“这种青年导师的话,我是说不出来的。我知道现在这个社会跟我年轻的时候是非常不一样的。我说过,就是要守住底线,底线不要太低。一句话说,就是‘凭良心’”。
如果回到2000年,会对自己说什么?邹其芳的回答是:“你真幸运,要珍惜这个。”
陈林说,他想要解决的是一个长期存在却始终未被解决的问题,即农村的融资问题。一直以来,正规的金融机构无法有效覆盖和满足农村的融资需求,他试图在小农经济和大金融之间构建一座桥梁。
在流量见顶、竞争极速的当下,张勇始终保持谨慎,不盲目扩张,“行业大浪淘沙,我能留下来,靠的是坚持”。他更在意的是:二十年前买衣服的客户,即便退休了,还能在笑涵阁找到心仪的衣服。
“很少有人一辈子能有那么多机会参与影响那么大的事情”。何墨池常会想起高中毕业时问过老师的问题:“我学的中文和亚洲历史用得上吗?”老师的回答是:“你会成为中国和瑞典之间的一座桥梁”。
真维斯越来越少的线下门店,让不少人感叹,正在消失的似乎不只是一个品牌,而是“那时候朝气蓬勃的日子”。在这些被唤起的记忆之外,人们较少追问的是:这个进入中国已三十多年的品牌,这些年发生了什么——包括近十年来把生意一点点转到线上,重新找位置。
台上,他是秦腔名角“安万”;台下,他是如今206人的安万剧团的“当家人”。安万向记者回溯成长经历与学戏艰辛,从面部疾病谈到手术转折,从剧团建立说到经营困境。他坚定于秦腔创新尝试,也直面走红后的喜与忧。
与记者长达一个多小时的交谈中,他回顾了MIT(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求学的叛逆时光,感慨回国创业经历的冰与火般的洗礼,也描摹了在名利场中心被称为“互联网教父”的过往。在远超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长河里,张朝阳完成了一场自我放逐与回归。
姜卫东的经历,是一代基建人在市场化转型中的缩影。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中国掀起了前所未有的基础设施建设浪潮。地铁、高铁、高速公路……动辄以十亿计的项目在全国铺开。基建投资模式从政府投资主导到“土地财政”再到PPP模式,经历了数次变动。
张维迎说:这25年是最好的学习过程,无论是你对人性的了解、对社会的理解还是对命运的掌控,都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在研究资本市场等领域三十多年后,吴晓求说:“这一生都没有后悔过,因为一直都在做快乐的事:从事学术研究,自由地思考、写作和探索未来。”
回顾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董明珠对自己的总结是:“坚持信念”。
回顾过去25年,他几乎经历了中国医药产业所有的重大变革,那些已经隐入历史尘烟的争议人物、激荡往事像电影胶片一样在他脑海中流转。
与刘岩同代的亚信、新浪、优酷、土豆创始人,大多已淡出一线。早已财富自由的刘岩,却一头扎进了AI的浪潮,发起四十三集团,频繁往返于北京与硅谷之间,重新选择方向、组建团队、再次创业。“这25年里,像我这样还在这个行业里折腾的人,其实不多。”
李曙光说,起草2006年的破产法时,专家们经常争论。“吵得一塌糊涂,都要拍桌子的。拍吧,你拍我也拍!”
张悦然仍然相信当下是成为作家的好时机:“文学变得边缘化,但写作也有机会变得更自由。”
我希望我有生之年能够建到100个馆。老外说你们的企业短命,日本类似的企业长寿。我说我们四川一个国营企业,都江堰管理公司活了2000多年,还有武侯祠1780年,杜甫草堂也是1000年,希望建川博物馆捐给国家也能活1000年。
在那个光伏成本高昂、技术路线纷杂的年代,他选择了一条“少有人走的路”——坚守单晶硅实验室。他始终怀抱一个朴素而坚定的愿景:“让光伏成为最经济的能源”。
彩迅工业(中山)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陈泽锋向经济观察报回顾了一个香港普通家庭,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里,跨越香港、深圳、中山三地创业与接班的故事。
施华说:“我是接受中国传统教育长大的,创办青苗时,我首先想到的是如何将中西教育融会贯通。在中国,国际教育如果丢弃了传统教育,那只是对西方教育的简单照搬而已。青苗发展的中心词,一定是中国。”
卢放说,现在是中国汽车品牌崛起的千载难逢的良机。但如果回到2019年岚图汽车刚开始打造时,面对一张白纸的新品牌,谁也不知道能不能够做成。回忆起当时的感受,卢放坦承那是自己职业生涯里的又一次豪赌。“万事开头难,再难也要做,因为你不做永远没有机会,只要做了就在赢的路上。”
作为横跨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时代的亲历者,张亚勤的职业生涯——从微软全球资深副总裁到百度总裁,再到执掌清华大学智能产业研究院(AIR),恰是中国科技产业从对美国望尘莫及到并驾齐驱的缩影。
千禧年以来的二十五年,是中国人在吃这件事情上最具创造力的阶段之一。很多耳熟能详的菜都是在最近不到四十年出现和流行的,比如以螺丝椒为主要配菜的辣椒炒肉、家烧黄鱼和剁椒鱼头等。
赵小勇工作室门口放着他的简介,最上面写着:大芬村之光。
高海燕说,她这一代人身上带有浓重的家国情怀,在人生的每一个拐点上,她都做过大胆的选择,却从未想到自己会成为煤老板。
刚刚过去的这四分之一个世纪,是中国家电产业从大规模制造向核心技术定义转型的关键周期,安吉尔作为其中的龙头企业,其38年的发展历程,恰好完整地覆盖了这段历史。
在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时间洗礼中,保险代理人这个职业逐渐走向专业化与精细化,成为居民生活保障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参与者。在这个过程中,保险代理人的价值也在被不断重塑,不再是单纯的保险销售员,而是居民人生风险保障与财富守护传承的规划人。
在刚刚过去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胡润从一个旁观者,变成了中国商业史的一个贴身观察者。他记录了中国财富的激荡与流转,也见证了“首富”这个词,如何从一个烫手的标签,变成一个行业的坐标。
从1997年那个拿着昂贵手机的年轻人,到2025年把超600万台手机卖遍全球的操盘手,陈凯峰完整地经历了中国手机产业从无到有、从草根到正规、从狂热到冷静的全过程。
在深圳,杨晓青开了28年出租车,他的车从最早那辆红色的捷达,变成了现在安静的蓝色比亚迪。在这些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在等待,在路边等客,在机场排队,以及,等一个消失了17年的孩子。
新冠初期,和“非典”初期类似的情况再次出现。一开始,一些专家称没有发现会人传人,后来被证实不仅人传人,而且传染性很强。李侗曾觉得,对和传染病打交道的医生来说,可怕的不是疫情本身,是信息的不透明。
2010年,他来到东方电气(广州)重型机器有限公司工作,不久就参与了国际重大核电项目“人造太阳”——学名为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ITER)计划,这让他实现了快速的成长。
从年轻时羞于拿出手的制造业名片,到今天与制造业的坦然处之,史杰君用20年时间找回了自己、找到了出路和答案,他也成为中国制造业的一种镜像:浮躁有浮躁的好处,中国得以快速建立完整的制造业供应链;但在机会只剩余温的今天甚至未来,中国制造业还是应该回归更本真的叙事。
那一年,在四川绵竹汉旺镇的瓦砾下,23岁的廖智痛失女儿与双腿,人生如剧本般被撕毁又重写。接受伤痛与不完整的自己,她靠假肢走出黑暗。
作为中国阳光私募的第一批从业人员,刘明达是这漫长周期的亲历者。他穿越了A股市场的数轮牛熊,从最初的“傻瓜组合”到如今重仓硬科技,他始终试图在巨大的不确定性中寻找那难以捕捉的“必然性”。
回望过去25年,信贷资源曾大量流向房地产、基础设施建设和传统制造业,这在特定时期内拉动了经济增长,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放大了产能过剩和债务风险。如今,伴随高质量发展理念的深入推进,信贷政策的重点转向了“两新一重”、战略性新兴产业、科技创新和小微企业。
从1999年参加工作开始,这“四分之一个世纪”里,胡安焉换了19份工作。现在,“作家”也许是他最后一份得以安身立命的工作。
刘畅想过,如果有一天卸下新希望的担子,她就去开这样一家小小的鱼蛋粉店。别人听了可能觉得有点“二”,但她知道,这是穿越风浪之后,生活最舒展、最“刘畅”的模样。
外国人常称呼李小加为“Mr. Connect(联通先生)”,“联通”这个词几乎贯穿了他整个金融职业生涯。
这是林清峰的“闪耀时刻”。那一年,他留着一个精悍的小平头,面部棱角分明,年仅23岁就被冠以“举重小将”的称号,外界将他的夺冠经历形容为“横空出世”。在此之前,没人能想到这位两度被省队退回、曾萌生去开大货车念头的福建小伙,会站在奥运会的最高领奖台。
马良坤理解不想生的年轻人。一方面,优秀和觉醒的女性越来越多了,她们很难找到适合共度余生、养育爱情结晶的另一半。另一个现象是,社会对年轻人要求越来越高,大家压力太大了,在生存都是问题时,怎么能有意愿去生育呢?
占有兵能自然地把话题引向更大的时间节点——SARS 的冲击、金融危机的震荡、产业升级与转移的过程。个人经验与时代变化在他的叙述中并行展开,像一部图文并茂的民族志。
12月12日与13日,电影《赛德克·巴莱》再次进入大陆院线重映,重映日期恰在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所在周末前后,上集《太阳旗》与下集《彩虹桥》将以四个半小时的足本形式重返大银幕。电影讲述的是 1930 年台湾原住民赛德克族对日本侵略与殖民统治的武装反抗——“雾社事件”。
11月24日深夜,汪正年围在火炉旁聊起母亲时,他76岁的父亲如同祥林嫂一样,重复地喃喃自语:“他母亲20岁就跟了我,年轻时肩挑背扛都能做。可是还没享过福,生病半年后就死掉喽。” 三天采访时间,聊起女儿治病、母亲因病去世、四处求人借钱的故事时,45岁的汪正年已经拿不出太多的表情变化。
身处救援领域二十余载,王骁宙从汶川地震时的一名志愿者,到成长为参与国际救援的专业指挥者,再到组建起一支应急救援队,以上千次逆行实践,见证并推动了民间救援力量融入国家应急体系的完整历程。
17年前爆发的“三鹿奶粉三聚氰胺事件”是中国食品安全史上最严重的危机之一。简光洲正是该事件的吹哨人,也是中国首批调查记者之一。
二十年后,时晓曦频繁往返于美国与深圳,经常在深圳周边的工厂一住就是三个月,蹲守一道工艺、验证一种新材料,或者把一个不可能的创意一点点磨成现实。从洛杉矶全球设计工位,到华南潮湿闷热的车间床铺,时晓曦做的是同一件事,设计,只是类别变得更加广阔。
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25年即将结束之际,我问凯文·凯利(KK),有哪些发展超乎他的想象?又有哪些低于他的预期?他简单地将答案归结为“意外之快”“意外之慢”,以及“意外之路”。
陈行甲通晓体制内的运行规则与话语体系,也深刻理解社会领域的逻辑与真实诉求。这使得他能够在政府与公益组织之间扮演高效的“桥梁”角色,将一线发现的社会痛点,精准地转化为双方都能理解、且愿意协作的公共议题。
人贩子拐卖儿童罪者最高可被判处死刑,而犯拐骗儿童罪者最高只可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拐骗儿童罪与拐卖儿童罪的主要区别在于是否以出售为目的,但两者的量刑结果却截然不同。
这二十多年,李昌平南下又北上,身上多了很多标签,前官员、三农问题专家、学者、乡村改革实验员……而他对自己的定义很简单——一个始终和农民利益站在一起的人。
我们这代人总想拥抱远方的东西,认为它能够帮我们摆脱当下的困境……下一代人就会逆反,他们会想,你谈了那么多遥远的经验,跟我有什么关系呢?——许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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