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在《叫魂》中，除开专制权力（皇权）与常规权力外，你还讲了第三种权力，即底层老百姓对权力的渴望，并在注释中引用了一个老红卫兵的例子。你认为底层民众对权力的渴望是造成这次大恐慌的原因之一。但我认为普通民众对“叫魂”的恐慌多是基于对自身安全的担忧。 

答：两种可能都有。我们在审查“叫魂”案带来的恐慌时，下层的民众与上层的权贵竟然受惑于同样的不测，这本身就暗示社会上存在着一个有着紧密内在联系的文化网络。然而，农民、官僚和皇帝的生活方式不同，他们需要考虑的主要问题也不同，妖术恐慌对他们形成的冲击也不尽相同。这里，统一性与多样化是并存的：在这个国家里，一方面，形形色色的事件分别发生在最高层与最底层，它们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相互联系；另一方面，社会像一面多棱镜，将人们对“叫魂”的各种看法反射出来。我们也必须对国家政治领域中种种有关18世纪生活的晦暗不明的观念进行探讨。 

郭：这是个有趣的问题。你的看法是清代妖术恐慌中民众的举动和群众运动的狂热有共同之处？ 

 答：也许我应该表述得更清楚些，我并不认为这种疯狂是中国独有。比如说德国的反犹主义和这种情况也非常相似，就像我在书里写的一句话，“把上了膛的枪放在大街上，人们拿起来互相攻击。” 

罗：你在《叫魂》第二章中，对当时的人口问题做了许多分析。在《剑桥中国晚清史》中，你指出人口爆炸本身就意味着“中国传统社会某些新灾难”。6月7日去世的美国华裔历史学家何炳棣的《中国人口的研究，1368一1953年》(1959年出版)，被视为是美国汉学界研究中国人口史的扛鼎之作，你怎么看他的研究？ 

答：很多人做这方面的研究，但是中国的人口研究依然没有很好地被理解。何炳棣的人口研究我相信可能真的很好，不过，我更愿意推荐美国另一位人类学者施坚雅（George　William　Skinner）的研究，他是不太同意何炳棣的观点的，他比何炳棣的研究更有体系，他针对不同省份有更加精确的计量，采用了更加精确的数学统计方法。与何炳棣的研究相比，我更敬畏他的研究，虽然他在某些地方也有一些错误。我对何炳棣不是很了解，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们一个故事，我是听他的研究生说的。他的学生对他说，何老师，如果你在清朝，你肯定会中进士。他说，进士？我肯定是状元。 

罗：我发现，不仅乾隆有绕过常规途径获取信息的方法，如密折,　官员们也同样有他们自己的办法获得有关乾隆的信息。信息的控制也是一种权力，甚至是安全的保证。在如今的信息时代，随着信息获取与传播方式的改变，“信息”的作用和性质会不会有所改变？ 

 答：这要看是什么信息。如今信息虽多，但大众传播的信息不一定都是真的，比如说，在美国大选时，有人质疑奥巴马的出生地问题。这是一个确定无疑的事情，有出生证明，但还是有些傻瓜对此胡言乱语。人们会选择相信信息的来源，信息的来源非常重要，要看信息来自哪里。中国不也有一个词叫“小道消息”吗？ 

罗：书中，你通过对地方军事化和地方名流——绅士的剖析，就近代中国始于何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旧秩序衰落 (不同于王朝的衰落)的开始不会早于1864年,即太平军叛乱被扑灭的那一年”。这是中国近代的开端吗？ 

 答：对中国近代不早于1864年界定,并不是“抽象的概念游戏”,而是“对历史动力的识别”，即是什么力量推动了传统中国进入近代。中国社会由传统转化为近代的动力主要来自内部社会结构的演进,　它的演进是一个长期而又缓慢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