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作家，英国文化协会可以去考虑这个人，但是她有个问题，她创作主题有英国的色彩在里面，但是创作的风格非常美国化，有这么一个小的矛盾。英国向来以小说见长，美国向来以诗歌见长。但美国19世纪有Emily Dickinson非常伟大的诗人，但是英国也有乔治·艾略特这样的作家

 止庵：我读《占有》和《天使与昆虫》，里面有很多除了诗之外，还有你写的那些信和作品，你为什么这样写，它主要起到什么样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拜厄特：答案分成两个层次。我当时觉得我们的语言非常枯燥，当时所谓现代英文散文的创作风格，那个成为大行其道，以至于它就是唯一的写作方式。但是有些探索性的作家他们可能会稍有不同。总的来讲我热爱的英文有更多的表现方式，更为丰富。我想为什么不去探索这个方面，用不同的英语写作的方式。我当时很喜欢英国的现代文学方式，我觉得它是可爱，但是你把它和其他的东西并排放在一起比较才会真正看到它的可爱之处。

 第二个想法，我觉得我们的历史还活着，还仍然在进行当中，因为我们在《天使与昆虫》有两个故事，这两个故事大的背景都是英国也好，欧洲也好，逐渐从宗教社会走向科学社会，那个时候我们就有达尔文和天使之间的碰撞。其实我写这个历史场景并不是处于一种怀旧的心态，而是处于一种好奇的心态。我想探讨什么样的力量相互交织，相互作用，才使得我们成为现在的我们。我想从这样一个角度去探讨，现在来讲对于达尔文主义，达尔文的辩论仍然在继续，现在我们宗教到底是什么，如果有的话，这样的辩论也再继续。

 止庵：你刚才提到不是怀旧的心态，而是探求的心态去看待那个时代。你的作品目前还在陆续翻译当中，我们现在看到的几部作品很有意思，都是维多利亚时代背景。刚才你已经说了用探索不是怀旧，但是我还想请教一下为什么你对这个时代这么感兴趣？

 拜厄特：我也是在往前走的。

 我还有一本书叫做《孩子们的书》，从维多利亚时代开始写，大概从一战之前写到一战结束，而且这本书不只探讨英国，因为它是一个战时，所以也探讨了德国。

我现在正在写的一本书从1918年开始写起，写到45年46年，我又往前推进一步，就是从一战结束写到二战结束。而且我在写外国人方面也是越来越熟练，像小说里也会写到奥地利人、德国人、法国人等等。

 原来我总有一种恐惧，我不知道为什么有这种恐惧，我不敢写我父母在世的那个年代，我要不然就写我出生以后那个时间，要不然就写更早的维多利亚时期，现在我把这本书写下来，在历史跨度上就完成了这个轮回，把所有的历史涵盖进去。

 止庵：期待读你别的书，我们现在读到你的书对你有一点了解，希望能够读到更多的作品，更多的作品翻译成中文。

 拜厄特：我也特别感谢翻译，我也很高兴能够看到我越来越多的书翻译成中文，而且我也特别高兴有很多做博士生的人他们在研究我的作品。

 止庵：我再想请教拜厄特女士一个问题，我读《占有》有一个感觉，很有意思。《占有》里边写了两个不同时代的爱情关系，一个是维多利亚时代，就是这个主人翁，两位男女诗人之间的关系。还有现在两个研究者他们之间的关系。这里面很有意思的现象，维多利亚时代的这两个人他们是非常自由，他们自由的表达情感。但是这两个研究者关系特别拘谨，是不是这里面有对于两个时代的理解体现在里面，是不是故意的对比关系，还是什么？

 拜厄特：我感到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他们不会有拘束，他们来自于社会道德的约束，比如婚外情这是道德所不能容。现在人的约束来自意识形态，追求政治正确的约束。现在这种语汇妨碍他们思考人生的真谛，同时他们也知道用学术的语言是错误的，但是又不知道该怎么办。

 陆建德：在《占有》的最后确实是以展位而结尾，以占有来表示两家可以兵士前期，最后走到一起，你对这样的结尾怎么看？

 拜厄特：我这是一个标准的浪漫小说的结尾，跟现代小说不一样在哪呢？我写到最后这两个人才有性。最后他占有了她，占有有多重的含义，包括心上的占有，也包括做爱方面，最后表示他们两个人很开心就结束了。这个小说像侦探小说的叙述方式推进，但是又是浪漫主义的内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