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全安：我们老说电影，一个电影导演没拍之前把电影讲清楚，拍完以后不必讲了，因为电影是要大家看的。我今天来到这，我对这个很荣耀的盛况，因为有这么多人站在这，他是源自内心的参加这个活动，我很感动，这是文学的荣耀，我自己也很荣耀。中国电影和中国文学的关系特别微妙，尤其像《霸王别姬》、《活着》都是来自翔实深厚的文学。中国电影《白鹿原》跟小说诞生的时间几乎同时开始，当它出现那一刻起，张艺谋、陈凯歌导演都先后努力希望把这个小说改编成电影，一直到我这已经二十年了。为什么中国电影人持续不断的为这样一部作品，坚持不懈地拍摄，我觉得这部小说对我们来说确实是很重要的。为什么电影界一直想拍这个小说？我觉得这个小说最让我打动的是他写了土地和人的关系，经过二十年我们依然还在不停的关注它、热议它，说明它确实抓住了文学中很重要的东西，什么问题对我们来说是最根本、最重要的？土地对我们是最重要的，我们最了解土地，跟土地的感情也是最深的。

但是电影里面也有一个行话，越好的小说改编电影越困难，因为文学越成功意味着它是最适合文字来表达的，影像跟文字之间在表达的特性上确实有一点各自的差距。电影最大的特性是它在所有形式里面，看上去它最像真实的，它跟我们生活中真的东西接近，它呈现的也是看上去像真的。文字是有一种想象和自由的跨越，这种对电影来讲就是一个，而且它的容量也很大。所以当时拍摄《白鹿原》，首先一个痛苦是，电影必须讲的很短，因为容量装不下，所以我当时也急，这个小说拍十部电影都可以，但是拍一部特别难。所以拍电影之前到现在，大家说电影《白鹿原》给我最深的印象是什么？我说这个小说首先成就了中国最难拍的一个电影，也是当下最难放的一个电影。伟大作品讲的故事，《白鹿原》既讲历史故事，也在讲述发生在现在的故事，它的故事在书里，也在我们的生活中，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不管怎么说，拍《白鹿原》这么难，这么费劲，像拍五个电影那么费劲，能把它拍下来，首先还得得益于我的体力好，还年轻。

我个人非常感谢陈忠实，他到现场去的时候，我私下跟他说，我要特别感谢你。我拍电影《白鹿原》的过程，通过复原营造历史这些场景，好象让我自己去经历这样一个过程，有一个很感兴、很直观的机会。有的时候你站在那就突然明白了，这个东西既不是电影的，也不是文学的，它是一种临场的那种感觉。我希望能把临场的这种感觉通过电影展现出来，通过画面让人们感觉到那种意境。我们也有幸通过电影画面走进影像《白鹿原》，作为我个人我特别感谢陈忠实这本书，他成就了这样一个小说，也成就了这样的电影，有这么多人的关心。最后我想说一个个人问题，我也很感谢人民大学，因为我写剧本的时候我在人大住了一个多月，所以我也很高兴跟同学们在一块，我们曾经有一个多月都是同学。

潘凯雄：谢谢两位导演。从他们二位简短的介绍当中也可以感受到不同的艺术门类对于经典文学的解读，当然我们同时要批评一下王导演，由于他工作不细致，本来明天可以看的电影我们还得继续等待，不过好东西等的时间越长味道越好。我刚刚看到微博上有问题，我一边主持一边来回答问题。微博上有朋友问，在哪能看到全本。刚才台上展示的就是二十年纪念版，纪念版就是全版，就是原始版。当然最原始的是手稿版，那个手稿版完全是影印的，陈老师当时在稿子上写的字，哪里有删改，不同自体的就是我们两个责编改的痕迹。所以这两个版本都是全本，如果说原始状态就是手稿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茅盾文学奖的版本是小有修改的。这是顺便回答一下微博上的问题。

回到我们刚刚的对话上，两位导演从他们各自所在的艺术门类谈了他们对《白鹿原》的理解。搞文学的、搞艺术的，也是历史上流传下来的一个认识，改编经典是最不讨好的事情，费了老大劲还要招人骂说永远没有原著好，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要对两位导演对艺术的执着表示钦佩和感谢。同时我也要问问陈忠实老师，你作为这样一个原著的创作者，给二位导演的改编，非常真实的、不客气的做一个评价，打一个分，觉得他们对你作品的理解或者改编传达的怎么样？

陈忠实：前几天杨澜主持节目，其中有打分，我打了95分。

王全安：这也是我在学校开始念书以来得到的最高分。

潘凯雄：刚刚从文学的角度，从舞剧的角度，从电影的角度，谈了各自对《白鹿原》的解读，这就是文学的见仁见智，也是经典的魅力所在。我们这个访谈已经进行了半个小时，下面一个环节把时间留给在座的朋友们，我想大家一定有很多问题要和几位作家、编辑、导演、艺术家有一个直接的互动，我就把主持的权力还给贺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