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上我把过去几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做了一个简单粗糙的划分。我们认为80年代中国的经济增长可以用一个斯密增长抽象的概括一下，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很大程度是围绕社会分工和微观企业的生产效率来展开。我们认为因为分工和生产效率的提高所带来的增长叫做斯密增长，为什么这么说？在改革开放初期，80年代仅仅一个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村把人民公社变成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样的改革就造成中国粮食产量的大幅增长，实际人口、土地、制度都没有变化，为什么制度变革都能带来增长呢，叫做斯密增长，改革本身制度就是生产力。进入90年代我们虽然有增长，但是更主要是库兹涅兹的增长，大量的投入，如果伴随生产效率提高还是可以持续，如果生产效率提高速度慢下来，靠长期投入支持增长的方式不可持续的。进入2000年以后仍然还是一个斯密增长更少，改革的力量更少，投入的东西更多，虽然我们变成世界工业的加工中心，但是国家的利润总量并没有大幅度的提升，甚至有时候有损失，因为汇率和外汇储备。未来的十年我们认为不但有原有的库兹涅兹的增长模式还会有大的增长，中国的制度空间还是非常大的。所谓熊彼特增长大家都了解它是破坏性的创新，包括技术创新或者是制度床性，我认为未来的十年中国的增长潜力依然是十分巨大的，很多人批评林义夫说他捧政府的臭脚等等，说中国的净增长还有20年对不对，我个人在这个问题上还是相对比较乐观的，我认为中国长期增长的前景依然很大，但是不是从需求面看，而是从供给面来看。在大的增长模式情况下，中国的经济周期也体现出了不同的特征，在80年代的时候其实没有什么需求周期，那个时候最流行的经济学叫做“短缺经济学”，实际上商品是不足的，长期供给不足的话管理什么需求呢，所以供给周期的话很多经济周期都是供给冲击造成的冲击。80年代两次通货膨胀的话，也不是需求拉动的通胀，而是一种供给不足造成的一种通胀。大家都知道那个时候的老百姓一发现物价涨了就囤积大米、抢油盐酱醋，现在不会这么干了。企业那个时候囤积钢材，囤积水泥等等，所以是短缺经济下特有现象，大部分是供给周期和价格周期。而90年代以后既有原有供给周期的变化，但是价格波动更加明显，一度我们的通货膨胀率在10%几，甚至20%，当时利率很高。总需求的波动开始体现出来，所以1996年以后中国开始有真正意义上针对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朱熔基总理所搞的这些宏观调控。

过去的十年中国的经济周期开始表现的越来越复杂，既有短期的库存的调整的一种投资方面的一种周期，补库存到减库存。还有金融周期，无非是信贷扩张与收缩，股市的涨跌，资产市场，尤其房地产市场涨跌带来的变化。任何的时候只要信贷一放经济就上去，信贷一收缩经济就下来，著名的投机家美国的索罗斯信贷的收缩与扩张是全球经济不稳定的源泉，在中国这句话比在外国还灵，所以什么时候看经济上行还是下行，首先看政府信贷是放的水龙头还是收的，目前来看还是一种偏紧收的状况。其次包括股市的涨和跌，大家通过经济的变化研判股市的涨跌，其实股市的涨跌反过来也会影响经济的周期。股市好的时候不但消费繁荣，投资也繁荣。股市低的时候不但消费会低迷，有负的财富效应，企业的投资也会消减。房地产的影响就不用说了，房地产的一繁荣，经济就40几个行业，上百个行业就起来了，房地产一箫条整个经济进入一个下行的状态。所以我这说的金融之所以扩张的话指的是从信贷到房地产到股市大的金融扩张的概念。

再有一个就是需求周期，咱们传统的凯恩斯主义所分析的三架马车需求面，包括消费、投资、进出口、政府支出这样一些情况，这些需求是周期性的进行波动的。那么未来为什么一定说从需求方面，短周期越来越少到供给方面长周期关注越来越多，这就是刚才我说的为什么我对中国经济充满信心的一个原因。我们的经济政策在这么多年里面也经历了很多的波动，在80年代更多的是计划经济，双轨制等等这样一些东西，在90年代的话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宏观调控。那么在过去的十年我认为是凯恩斯主义和货币派交替误导中国的这么一段时期，为什么这么讲呢？凯恩斯主义有三大假设，货币流动性偏好，边际消费倾向递减以及产出的边际递减。但是这三大定律出现阶段性一定会出现需求不足，这种需求不足跟传统的经济学里面马克思讲的相对过剩其实是一个东西。因为有需求不足，那就需要阶段性的去刺激经济，一旦出现了需求不足的时候就需要执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积极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来踩油门，类似于像4万亿这样的政策，就是经典的凯恩斯主义的一种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