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平一生《沉浮与枯荣》、《出没风波里》,是中国法制进程的缩影,是中国世界的一部分,是红色中国法制的见证人,我希望这本书比江平先生更了解江平,成为你们大家了解这个时代的窗口。谢谢大家!
主持人:感谢夏红先生。作为一个名人,要有一本名人的传记,这已经是人生的难得荣誉,而一个名人能有人写两本传记,这恐怕不仅在法学界,在整个中国当代社会也是少有人可以享有的殊荣。而我们尊敬的江平教授,他得到了这样的无上荣誉。江平老师这样一个人物传记写作,其实不仅仅需要他高尚的人格,他高尚的学问,其实还需要他丰富的传奇的人生经历,这是人物传记不可缺少的素材。从这一点来说,江平老师也是一个幸运者。江平老师丰富的经历不知感动了多少人,不知打动了多少人,因此我想江平老师他此生注定是当代的伟人,而且我们也预计他也将成为历史的名人,接下来有请江平老师,本书主人公致辞!
江平:非常感谢法律出版社出的这本书,可以说这是我的自传《沉浮与枯荣》的姊妹篇,一个是我写我自己,一个是别人评论我自己。严格说来,前两天我就看到这本书评论了,就是现在法制周末的别致的婚礼,我们出版之前已经有评论了。对于我的这本自传,说实在的,我也没有想到能够发行这么多册,据我所知大概是十万多册了,应该说十万多册在一个法学界里面应该是很大的光荣吧。
我想这本书应该首先感谢夏红,我觉得夏红有几个优点:
第一,他一直对于法学人物感兴趣。据我所知他曾经对其他人材料都做了很多搜集。
第二,他有一个韧性,这个韧性就是一个真正客观的去搜集资料。我想这本书里面他访问的可能也有70、80个人了,这个搜集资料对于写一个传记当然是很重要的,我想夏红有这么一个品质,应该说可以开启我们国家对于法学界的历史人物的研究重要开端。
我为什么说这个问题呢?因为前几年我担任了一件工作,这个工作当初是钱伟长教授向中央写的一封信,说20世纪已经过去了,20世纪的学术上的人物在历史上还是一个空白,所以他向中央建议,能够就20世纪在各个领域里面,中国的学术人物能够有一个记载。中央接纳了他的建议,所以就委托科学出版社来编一套20世纪中国的学术人的情况,包括他的学术观点和包括他的经历。
主要当时是针对自然科学多一点,因为我们华人的科学家应该说也有很多成就,也有一些人在世界上做出了杰出的贡献。那么我看他给我看华人的传记还都是很感动的,包括地质、天文等等,但是后来他们觉得光编自然科学有点不合理,所以就希望能够就人文科学也做一些,那么人文科学当然就有困难了,因为人文科学一个面比较广,到底选哪些可能也有一些问题。所以最后他们觉得,在人文科学方面至少有经济卷可以肯定,法学卷可以肯定,教育卷可以肯定,历史卷可以肯定,所以在人文科学方面大概搞了六个部门。
后来他们就选择主编,几次找我来,希望我来担任主编。我开始想已经这么大岁数了,我来搞也不太合适,我也怕担任不起这个职务,后来在他们的坚持下,我也了解到经济学界,就是厉以宁和吴敬琏作为主编,而且他们也已经完成了人选的工作,所以我就答应了。答应了之后,经过将近两年的努力,最难的是一个确定人选,谁能够作为20世纪中国法学界的学术人物,所以我就组成了一个编委会,这个编委会成员是我们国家现在法学学科各个主要部门的学科会长。最后我们几次筛选,经过各个分科的主编表决,推选出了150多位可以称之为20世纪的法学学术家,学术人物。其中从沈家本开始,作为民国时期的第一个,一直到现在在台湾的,我们包括了民国时期,包括了新中国时期,也包括了台湾这一些著名的学者。我想确定了这150多位,现在已经开始在写,因为按照我们的计划,在今年的夏天之前,每一个传主写的稿子要能够拿出来,希望明年能够出版。
我为什么说这个问题呢?因为这就是,至少这是我们现在比较公认的,在20世纪对于法学做出了贡献的杰出人物,而且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号,至少我们法学可以跟经济学一样,同样作为一个很著名的学科。过去相当长时间,我们法学的人物并没有被社会承认,或者被历史承认,或者没有被领导人所承认。现在应该说领导人越来越重视,我们的社会也越来越重视,法学在我们社会中管理,社会的秩序,社会的目标,他所起的重要作用。我想法学如果能够得到社会的承认,能够和经济学一样,对社会的管理方面起到巨大的作用。那么应该说我们法学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得到了领导人的认可。如果这样来说,我为什么说这个话的意思,我们有必要更多的在这一些20世纪的学者,包括我们法学方面的学者,挖掘一些东西。
很多人很值得去挖掘,沈家本现在有人写了,杨兆龙呢,杨兆龙的经历是很坎坷的,他的经历也可以说中国20世纪的缩影,我们过去对于旧法人员都是批判地态度,我们一概否定,现在我们重新审视。这个过去也很少挖掘,我们过去一谈到了旧法,民国时期,似乎都是一个消极的作用,其实法律并不见得都是消极作用。把人类可以扮演的角色,他能够起的作用,积极作用一般比消极作用大得多,在任何一个时代,他们还是寻找这个法律在努力前进,过去我们批判旧法,似乎在旧社会里面,凡是搞法律的人都是灰蒙蒙的,都是灰溜溜的,这个不符合实际。
所以,我在这儿也是希望我们年轻的一代,包括从陈夏红你们这一代,其实有很多东西可以再去深入挖掘。像陈夏红这样,如果你能够真正把一个人,钱学森的材料搞全了,写出一本书,杨兆龙的资料找全了,写出一本书来,这都是对中国法学的贡献。对于中国法学不光向前看的问题,也有向后挖掘的问题。那里面有很多是保障,过去没有挖掘的东西。如果能够把过去一些没有发掘出来的东西发掘出来,这就是对历史很大的贡献。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