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谢谢江老师，今天首发式第一项日程，嘉宾致辞就告一段落。

第二项日程是媒体答问，由本书主人公江平老师，还有作者陈夏红先生来回答各位媒体与记者的提问和相关问题，请江老师和夏红老师到前面就坐。

 新京报：江老师，从您自己经历来看，几代法律人的经历来看，在大陆的法学家很少有一生比较平静做学术的，绝大部分法学家非常坎坷，但是每个人坎坷不一样。很少有法学家能够善始善终，从这个结论来看，法学家要求的理性、公正，包括他呼吁的乏力精神，跟我们新政权，通过革命进行政权，内涵的一套革命逻辑是根本上的冲突，是否印证法学家在新政权下不可能特别的平凡？

 江平：这个问题应该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如果在前30年或者说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我们的政策还是在原来那样一种政策情况下，可以说是整个对于法律是否定态度。我想不用说我的自传，包括陈夏红的评论都可以看出来。出版这个书已经说明我们现在的环境发生很大变化。这个很大变化最重要的一个变化，就是我们对法律有一个继受观念，我们认为旧法和新法完全不一样，搞旧法的人都是错误的，你所选择的职业就是错误的，你所选择的职业就是为反动政权卖力的，这种情况下当然不一样。现在已经开始有了这种继受观念，继受观念就是你不能够一概否定。现在写我的什么观点还好说一些，终究现在写我的一些文章还没有涉及到旧法的问题，如果真的写杨兆龙，他当时被完全否定了，现在来说杨兆龙不是完全被否定的。但是这个环境，比起现代的一些人终究还是差了一些。

提问：关于苏联法律体系对于中国的影响，我们政治制度也学苏联，法律制度也学苏联，现在中国法律体系还有多少苏联的影子？

 江平：我个人认为苏联法律对中国的影响已经终止了，也不用说基本终止。因为一个是在上一个世纪60年代，中国和苏联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所以，从这一段来看，我们后来根本也没有一个学习苏联化的东西。

第二，从历史上来说，我们从来没有真正拿苏联的法律作为自己的模式，为什么这么说呢？有人说50年代我们效仿苏联，其实那个时候也不是真正的效仿苏联。据我所知，那个时候我们很大一部分都是要看中国的实际情况，很多的调查都调查中国的社会状况。所以，不能说中国立法方面都是受到苏联影响的。

从司法的角度来说，应该说反右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反的苏联，这个问题很多人不太知道，我们当时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查院，尤其是我知道有一个最高检察院的访苏代表团，回来之后就是强调苏联的一般检查制度，所谓一般检查就是检查院可以对任何一个机关进行检查，这个问题在反右运动是作为重点批判的。所以反右的时候有一些名义上说是反苏划为右派，但是实际上很多问题是学了苏联一套才划成右派的，当时的无罪推理也是从苏联学回来的。所以我是认为在中国20世纪后半段，有那么20多年，中国法律受苏联影响的，我认为基本上没有了。

 新华社：最近有一本书很火，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以您的人生阅历来看，我们很多旧制度能够维持多久？

江平：这本书我没有看过。

 财经传媒新世纪周刊：江老师，我们以前经常听年讲过，现代中国法律有一些进步，但是也有退步的地方，大家印象比较深的是以重庆事件为典型的情况，现在目前情况下，第一就是重庆发生所谓事变。第二，领导人的更替，大家对于社会有很多期待，但是我的感觉是，虽然现在新的政法不进入最高层常委。对重庆事件反思，像当年对文革一样，反思不够，您个人来看，当下情况对中国未来法制走向怎么看？

江平：未来法制走向，应该说从现在这一届，十八大所选出来的常委组成人员来看，我的态度是审慎的乐观。所谓审慎的乐观，第一是比较乐观，因为无论从习近平同志也好，李克强同志也好，他们所表现的新的风貌，尤其在作风和反腐问题上都有了很多表态。我也觉得最近政法委员会提出的四项改革，这个是积极的，第一个是劳教制度改革。第二是上访制度改革。第三司法制度改革。第四户籍制度的改革。我觉得这四个东西大体抓的方向是很正确的，是老百姓最关心的。

 我对现在有一些以改变过去的那些错误的做法作为契机的一些动态，我也是很不赞成的。比如说李庄的事情，李庄的事情是明显的错误，如果我们连李庄的案件都不能够平反，那谈何法制进步。包括现在的网络的传媒方法，网络上传播的某些信息而被劳教的，现在也逐渐逐渐改过来。所以我总的来说是乐观的。当然我还是谨慎的乐观，所谓谨慎就是，终究还是完全表现为行动，只有当完全表现为行动的时候，我才能够对它有更多的信赖。

提问：陈夏红先生，在两年前出了《沉浮与枯荣》，江平先生的传记，时隔两年时间，你就有胆量写这样一个评传，其实我觉得压力肯定非常大，什么样的动因让你在这么短时间内写这样一个书的想法？

 陈夏红：非常感谢您的问题，这两本书，赵老师最早找我的时候，请我写一个传记，写这个传记肯定先采访江平老师，我觉得先做一个江老师口述自传，我们先做口述自传，做口述自传本身也是为这本书做准备。口述自传整理完了以后，我马上开始采访，因为口述自传已经比较熟悉了，然后马上开始采访这本书。

 去年6月份交稿，因为当时特定了一个环境，这本书当时还是不让出版，我们一直等到今天，其实这本书是去年5、6月份能够跟大家见面，但是因为十八大原因，我们推迟到今天了。

主持人：这个问题我补充一下，其实这本书写作的时候，本身有一种顾虑和担心，担心什么呢？同样一个人物，同样的历史和故事，写成两本书会不会重合或者是重复，看了第一本书还有没有兴趣再去阅读第二本书？后来我们也在一起商量，很重要的写作方向，要把评传和自传写成完全不同内容，不同风格，不同题材的作品。那么其中有两样东西是这两本书的反差，这两本书分别具有不同的价值。 

第一个是事实问题，事实问题江老师的自传，他自己口述的历史，他自己记忆的历史是一个梗概，也是很简要的。但是当评传的作品进行挖掘和写作的时候，可以进行大量的资料搜集。其中特别是有一些历史事实，江老师有些人生故事，是他自己不愿意说，甚至不愿意来诉说的历史。但是作为一个评传，作为第三者是可以把它如实的端送到读者的面前。我想特别说的，也是很多人经常议论，关心江老师的故事，就是他的情感方面的。

第二个就是评价，作为一个自传，江老师这个人不善于评价自己的，他更不会过高的评价自己，而我们经常谈论江老师的时候都在评论他，所以这个时候评传书最大的优势就在江老师之外，作为旁观者，作为第三者来交流对江老师的各种认识、体会和评价，而这样的内容跟他的自传又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种内容和风格，所以这本书创作的时候，夏红进行创作的时候非常重要的目标，也是他的一种独到的价值。

经济观察报：因为中国是公权力和私权利有博弈，这种博弈到了一种什么样的阶段，之后一段时间又会呈现大概什么样的趋势呢？

江平：公权与私权的博弈，仍然是现代社会很重要的矛盾。私权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越来越上升，公权越来越受到限制，尤其是最近习近平同志的一句话，把公权灌在制度的牢笼里面，这句话我觉得说的是震撼人心的，因为是要把权力要关在制度的牢笼里面，这句话对享有公权的人一个重大提醒。不仅是指出公权不能够谋私，也说明公权不能够任何滥用，也可以说公权不能够再来任意侵犯私权，所以我觉得从发展的趋势来看，公权和私权的博弈中，私权越来越占据上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