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梓/文

不知从何时起，我们的记者不再需要走出门去，我们习惯了使用并依赖电话，并且技艺日趋成熟及至炉火纯青。利用电话，我们寻找采访对象，打探新闻源，从专家、分析师那里转述观点，还原事件原委，闭门钩织逻辑、文章。

身边随时看得见这样的场景：我们的记者抱着一部电话可以打上一个下午，电话那头的人或者变换或者不变，设置的问题或者单一或者丰富，态度不可谓不认真，求证不可谓不执着，情绪不可谓不热烈……看得多了，看得久了，这样的一幕甚至让我错觉成了爱岗敬业的感人写照。

但我终究心怀疑惑，这样是否就能挖掘到真正的新闻。毕竟我所承继的新闻传统不是这样，是“走出去、走下去、再走出来”，而不是像今天这样，一旦发觉稿件有软肋有遗漏有偏差，记者总是对我说——“我再多打几个电话问问。”我不记得是从什么时候起，我们习惯了我们的记者再也不用，或者说再也走不到新闻的发生地、事件的现场、冲突的风暴眼中去，不用去直面当事人、目击者、各式各样的关系人，不用看他们的面孔和表情和行为，就可凭一通电话全部搞定。

难怪，长久以来，我一直隐约地遗憾，在我们的报道中已经很难感觉到人，活生生有血有肉的人的存在，人的体温，人的喜怒哀乐，人作为社会生产关系焦点的张弛抑扬，可是我们的报道难道不是诉求于人并且写给人看的吗？

也许难说，也许连这一点都可以置换或变更了。我们是写给一堆国家机器、行政机构和企业组织看的，写给那些贴着省部长、市局长以及C什么O的座椅看的吧？！

久而久之，这种电话式生存势必推演开去，形成一种规模不断壮大、领域不断跨界的社会生态。媒体如此，将影响甚至豢养出很多的企业人、公务员、从业者，他们正在逐渐习惯于“电话那头”的表演与生存，只要你不在他身边，那就万事皆OK，他们便能眉飞色舞，口若悬河，从容应对——当然这些也只是我们的记者隔空的感觉，因为我们并不曾与他们四目相对，鼻息相闻，我们看不见、不知道我们的采访对象此时正身处何种环境，是建设工地、生产车间还是灯红酒绿、杯盘狼藉，看不见他的眼神是坚定还是躲闪，看不见那里的天光是明媚还是晦暗，但是这些并不妨碍我们生动地写下：神情坚毅的某总身着普通工人制服，站在建筑工地上；面带倦容的小某在寒风中向行色匆匆的路人派发传单……渐渐地，我们、他们、大家都会习惯于这样的行为方式和角色扮演。

也许，就像我们的当事人很久不得见记者的真容那样，我们也已经很久不见新闻的真身，有时甚至连全尸都见不到，任事件真相身首异处，我们可以仅凭雪泥鸿爪，加上一通电话，就敢“还原”证据链，虚构逻辑链，视新闻如天书，置真相于罔闻。

当然，我们有足够多样的理由假以说辞。时间是第一位的。出版周期短，时间不允许我们车马劳顿赶赴现场，还要与竞争对手赛跑，在这样的信息无壁垒世界，所谓的“独家”和“第一时间”通常就比别人早数小时甚至是几分钟。但事实上，我们心里如明镜一般，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借口。一切都在于媒体对新闻准则与采编流程的标定如何。结合网络工具或者先发预告式新闻，表明我们有不同于大路货新闻的报道，将于稍后推出——因为我们的记者正在第一线！而不是像梁上君子一样穿梭在网页间窥看与扒窃。我坚信这样的新闻一定是有市场，也更接近于新闻的内在生命的。

（作者时任经济观察报高级编辑，现为“李白跑地球”系列活动梦想创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