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白/文 当大洋此岸的上海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而放缓城市步伐时，这可能意味着，美国德克萨斯州的青年将无法买到最新版本的iPhone；而在印度东临孟加拉湾的钦奈港，罢工的码头工人可能将获得一个新工作选择机会：成为全球科技巨头苹果公司在印度新建钦奈厂区的一名流水线工人。

这是这个时代的新蝴蝶效应——据报道，苹果的供应链，正在受到中国新冠肺炎疫情封锁的严重打击。此前苹果公司在中国已经有三个主要供应商停产，这已经导致按订单生产的 MacBook Pro 机型的发货日期大幅延期。有海外分析师称，在最坏的情况下，iPhone 的产量可能会下降多达 1000 万部。

对于苹果这样一个市值足以敌国的跨国公司巨头来说，曾经“想象的共同体”正在出现裂缝，这已经不是商学院抑或是公司的职业经理人能够弥补拯救的战略、战术困境，而是自有东印度公司以来直至如今的苹果，跨国公司底层商业逻辑正在发生着变化。

17世纪初，东印度公司将500吨白银运往亚洲，大部分进入被称为是“欧洲钱的坟墓”的中国——从美洲开采出来的白银，用来购买在亚洲制造的商品，这些商品再被运到欧洲消费。

这样的系统机制，直到iPhone12发售之时，都在流畅地运转着。

汉学家卜正民（Timothy Brook）后来曾经以“维米尔的帽子”来描绘四百年前的全球化黎明时分。在维米尔那幅最为著名的《戴珍珠耳环的少女》中，硕大的珍珠映出了少女的衣领，也映射出画室窗户的柔和光线。这些名画漂洋过海，组成了17世纪全球化的初代场景。

从这个角度来说，iPhone或许同样是这样一颗观照我们当下周遭世界变化的珍珠，从研发、设计到生产到营销，iPhone的出现不仅仅意味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它样也是这个时代全球化的隐喻。

在正在举行的博鳌论坛上，中国领导人作出了“国际社会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一部复杂精巧、有机一体的机器，拆掉一个零部件就会使整个机器运转面临严重困难，被拆的人会受损，拆的人也会受损”的判断，这句话清晰地描绘出我们当下面临的现实——

对于以苹果为代表的公司们来说，在印度或是东南亚设厂，这种制造业的转移听起来轻松，但即便是对于财大气粗如苹果，也直接意味着要开始重构供应链系统，适应新的市场环境，面对完全不同的地域文化，这些都代表着长期的投入和难以精确预估的风险和成本。

长江商学院教授陶志刚说，美联储连续的加息也未能平抑纽约大超市里不断飞涨的物价，这也使得脱钩对于美国来说是充满痛苦的历程。而中国制造依然有难以比拟的优势——在此前以福耀玻璃为案例的奥斯卡奖纪录片《美国工厂》呈现了这样一种现实，中国工人的敬业和大陆供应链的完整，是中国工厂能够在过去三十年的全球化浪潮中难以被替代的原因。或许也是新锐如特斯拉，最终还是把其工厂选址在上海的原因。

而对于我们来说，环境和气候的细微变化，落在中小企业身上，可能就意味着如山的压力。有报道指出，随着工业和制造业产能利用率走低、能源及原材料价格暴涨，我国除了外贸订单“外流”之外，还出现了另外一种不可低估的新压力，就是毁单现象开始出现——由于复工复产遥遥无期，企业主为了订单生产的确定性，甚至宁愿舍弃订单订金而将订单转移至其他国家。

在上海，推动复工复产正在成为抗疫的关键词之一。在从3月28日起停工20余天后，特斯拉上海工厂开始逐渐恢复生产。正如此前深圳富士康选择的两点一线闭环管理一样，特斯拉也必须尽快寻找到最小代价的解决方案。

在这座“复杂精巧、有机一体”的全球化枢纽城市，没有人能够真正独善其身。

五百多年前，哥伦布扬帆东去直达西印度群岛，人们由此得知世界是圆的；而21世纪初，美国著名趋势大师托马斯·弗里德曼向我们宣告：21世纪，地球是平的。但今天或许乐观如他，也不得不承认世界正在日益崎岖不平。日本学者福山在其有生之年没有等来其所期待的历史的终结，相反，我们却在越来越频繁地见证历史的发生。

之前有一则消息说，今天的中国年轻人，已经不愿意更换手机了。那篇报道中，一位Z世代的年轻人，却还在使用着“古早”的iPhone 6型号——当然，这并不妨碍他们对于国潮、IP玩具的追捧。这或许也是iPhone的另一重隐喻：对于年轻一代来说，在全球各地此起彼伏的本土化浪潮面前，失去创新红利的全球化产品和其所倡导的价值观，也在逐渐显露暮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