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一：晋商之死(2)

我们可以看出，诸多论点与意见，似乎都不能完全成立，诸多说法中并没有一个让孔先生和其他先生统一认识的论点。
那么，究竟是什么让山西人如此大规模地经商呢？
自古至今，商人在中国各个社会阶层中所处位置是比较低贱的。历代的“士农工商”，商人总是排在最后一位。“朝廷贵农，而不乐于耕；朝廷贱商，而人日趋入市，则以为商贾之利胜于农也。”(《恰青堂诗文集》卷一)早在战国时代秦国就规定私自做小生意的要罚为奴隶，“事未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西汉初年，规定商人不能做官、骑马、乘车、穿丝绸衣服。就连商人的子孙也不能幸免。当时明令规定：“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除政治上的压制外，对商人在经济上的勒索也非常严厉，“重租税以困辱之”。禁止有市籍的商人及家园占有名田，违者没收其田地奴僮。又如人头税，“人出一算，算百二十钱，唯贾人与奴婢倍算”。唐代规定“工商杂类，不得预于士伍”。此外，国家对商业活动也管理很严。唐代政府征当铺典当税、粮食买卖税“四取其一”高达百分之二十五；商贾的财产税，每缗税二十。甚至死人和蔬菜瓜果过关也要纳税。明代政府在各府、州、县、市、集都设立了商税机关“税课司局”，并到处新设“抽分局”，以加紧对市民和商人的勒索。直到清代，清朝的统治者还说：“……观之四民之业，士之外，农为最贵。凡士工商贾，皆赖食于农，故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中，迫不得已，人是不从商的。经商在外，“必适父母，别妻子，离乡井，淹岁月，归来无时”，“幸获多资，走马牵车捆载而归，不幸则困死于外者往往也”。
中国人做什么，都爱和文化沾亲带故。其实，细究几千年中国之所以不崇尚商业，实际上根源恰恰是文化的因素。在过去的中国，士农工商等级制本质上是儒家道德至上思想在社会秩序上的体现。儒家重视道德，因此在儒家看来，人的社会地位的高低应该是取决于该人的道德水平的高低。理想的状态是：道德水平越高，你的社会地位就越高，道德水平高的人领导或管教道德水平低的人。朱子所谓：“君子无小人则饥，小人无君子则乱”。从理想角度讲，士是读书明理的圣贤之徒，当然道德水平最高。商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与当时重义轻利的主流价值观相悖，商人的道德水平是受到全社会批评的，即所谓无商不奸，唯利是图，当然道德最卑下。农工两者夹在中间。其中农民老实本分，故在工人之上。除过这一因素之外，另一方面，历代帝王总结统治经验深知，商业繁荣、城市发达之际，也往往是土地兼并和高利贷横行之时，是王朝倾覆之日。因此，总是采取重农抑商政策。
那么，在这种深厚的社会环境背景中，山西人为什么经商者多？晋商兴起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孔祥毅并没有给出答案，孔先生只是罗列、综述了相关观点并提出了自己的质疑，实际是对上述的观点加以否定了。
之所以开篇就分析这个问题，是因为这个问题的背后，实际是晋商兴起的性质，以及这支驰骋商场五百年的队伍飘扬的旗帜上应该写什么样的大字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