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一：晋商之死(6)

无悔跨鞍马，一曲唱苍凉。
这些外出谋生者，有的仅仅解决了他们的糊口问题，有的连糊口也未能很好地解决，而落得个全家长期无法团圆，甚至死在他乡异土。但是相当数量的外出谋生者却在贩卖活动中发了财，有的由贫苦人变成了小康之家，有的则暴发成为富翁。
忻县人陈吉昌，生于1831年，“幼贫乏，十四岁徒步如归化，时忻人业商者多在归化。先生至，依乡戚。初习当业，继而入运货店。与人交一依笃诚，代运屯寄，事隔数年毫无少误，以故各省商贩，皆乐就之，先生业日以起，且名于时”，以后又结交地方官吏，与美、俄、法、意等国商人往来，生意发展、成为当时的名商。
太谷县北恍村曹家，是清代直到民国年间的著名商业世家，其发家的始祖是明末清初的曹三喜。曹三喜因家庭生计困难，随人到了三座塔（今辽宁朝阳县），这里是明王朝的边防屯卫地。开始是租地种菜，以后与当地人合伙种大豆磨豆腐，又以豆渣养猪。精打细算，生意日渐发展，有时也做小量囤积居奇，盈利一天天增加。合伙人便提出分家各自经营。分别经营以后，当地的那位合伙人不善管理，日渐衰落，以至无法维持，而曹三喜的生意却日益发展，收购了原合伙人的破产作坊，继续经营豆腐和养猪，以后利用贱价收购高粱酿酒，开设杂货业，随着三座塔人口增加，曹家生意日兴月旺。至清光绪年间，清政府在三座塔设置了朝阳县。当地流传“先有曹家号，后有朝阳县”。此时曹家生意已由朝阳发展到赤峰、凌源、建昌、沈阳、锦州、四平等地，经营范围由豆腐、养猪、酿酒、杂货发展到典当、日用百货等。极盛时，曹家的商号遍及东北、华北、西北及华中各大城市，并远设蒙古和俄国的西伯利亚、莫斯科。资本总额达到白银一千万两，传世二十四代，历经三百余年。
祁县乔家堡“乔在中堂”，是清乾隆年间由乔贵发开始发富的。乔贵发原系一贫苦农民，因生活所迫，与盟兄弟徐沟县大常村秦某相偕于1736年（乾隆元年）背井离乡，到了内蒙古萨拉齐厅老官营村，在一家吴姓的当铺当了伙计。十余年后，多少有点积蓄，便转到包头西脑包开了一个草料铺，并经营豆腐、豆芽、烧饼、切面以及零星杂货，并无商号牌子。1755年（乾隆二十年）农业丰收，粮价低落，便大量买进黄豆，准备做豆腐，恰该年豆价骤涨，他们卖豆盈利更多，便挂出了“广盛公”的牌子，以后改“复盛公”。随着包头的发展，复盛公营业旺盛，派生出了复盛西、复盛全、复盛油房、复盛菜园、复盛西店（客栈）、复盛西面店等等。其经营项目包括粮食、布匹、绸缎、烟酒、蔬菜、皮毛、铁水、洗染、旅馆、当铺、钱店、票号等等，并且还发行了纸币。以后又在归化城设立通和店、大德店、德兴店、德兴长等经营粮食；设大广顺恒、晋泉源、德中庸经营钱庄；设立通顺店经营皮毛、百货；设立大德通，经营票号。乔家商业最盛时广设于北京、太原、太谷、祁县、西安、兰州、南京、上海、杭州、汉口、广州、沈阳、哈尔滨、张家口等地，全部资产约在白银一千万两以上。
综上所述可见，山西人远足经商，实在是面对现实的双重无奈：考不上学，当不了官，做不了仕；地穷不养人，想安逸地生活，老天不给条件。怎么办？人总是要活的。怎么活？此处不留爷，爷奔他乡去。
那些出走后历经千辛万苦而发财衣锦还乡的人，又成了乡里众族所望，正所谓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于是乎，以至“相偕出奔，亲朋引进”。正如开篇所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既然有条路可以光宗耀祖，为何不一起去？
前面提到，山西人因为考学难、生活难需要外出谋生。那么，到哪里去呢？普天下之大，何处是归宿？正所谓天无绝人之路。历史此时推出了一个人，他就是内蒙古草原阿拉坦汗。
元朝灭亡之后，以元惠宗（顺帝）妥懽帖睦尔为首的蒙古部众被迫退到上都（今多伦县西北正蓝旗东上都河北岸），史称“北元”。自此蒙古封建主和明朝在中国北方长期对峙，蒙古各部之间亦纷争不断。历经170多年的风云变幻，成吉思汗第十七代孙阿拉坦汗（俺答）占据了河套地区。
阿拉坦汗是一位贤达开明的有作为的统治者，为发展地区经济，改善人民生活，他积极主张改善与明朝的关系，实现通货互市，并多次派使者与明朝谈判；可是明朝嘉靖皇帝一次一次拒绝阿拉坦汗的诚意，并杀害使者。蒙古人民不能长期忍受“鬓无釜”的艰难生活，最后导致阿拉坦汗不得不和明朝兵戎相见，率蒙古铁骑旋风般穿越草原，包围了京畿重地，迫使明朝不得不作出妥协，于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与阿拉坦汗在大同签订了“隆庆和议”，实现了北元与明朝间的通货互市，在边镇建立交易市场。蒙古以自己的马匹、皮毛换取内地的铁锅、粮食、茶叶和布匹，以满足蒙古族的生活需要，亦补充明政府的军马来源。参与当时谈判的徐渭曾赋诗道：“千里赤兔匿宛城，一只黄羊奉老营，自古著棋嫌尽杀，大家和气免输赢。”当时通关互市之处，辽东方面有：镇北关、广顺关、抚顺、义州、新安关、镇安关、大福堡、大康堡等；大同山西方面有：喜逢口、黑峪关、张家口、得胜堡、杀胡堡（即杀虎口）、新平堡、守口堡、水泉营等；延绥宁夏方面有：红山敦、清水营、平虏厂、中卫厂等等关口。仅明代九达三军马匹数，即可想见这个市场上的交易规模。
此时，我们来聚焦一个地方，一个晋商无法忘记、现代人无限畅想的地方——西口。
西口位于山西、内蒙交界处的右玉县，它实际上是长城上的一道关隘，真正的名字叫杀虎口。
在明代时，为了防止蒙古骑兵南下，这里曾驻扎了大量军队。明朝和蒙古部族关系缓和之后，它又被开辟为双方贸易的市场。这里成为山西人进入西北地区的门户。由于来往的客商很多，甚至造成了这个地方一度的商业繁荣。长久以来，提起右玉县，没名，一提起杀虎口来，叫小北京，有名。
我们从整个中国的角度打量山西所处的地理位置与它的周围环境，就会发现，山西北依长城，与内外蒙古游牧民族地区接壤，南则与中原广大农业地区连成一体，就这样，山西成为畜牧业区和农业、手工业区的中间地带。我们知道，中原生产和生活离不开耕牛、皮毛，特别是战争中要使用大量的优质的军马，而这些是蒙古草原的“特产”。而蒙古族人民生活所需要的衣、食、日用品，则主要依赖于内地汉民族的农业和手工业。你有我需，双方都有交流的实际需求与行动，山西，自然成了这种相互物资交流的要冲。虽然在漫长的历史中，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和中原汉民族的政权打打杀杀，一会好得要命，一会儿杀得红了眼睛，双方时分时合，对南北物资交流干扰很大，但无论在和平状态还是战争状态，双方的物资交流不论是公开合法地进行，还是隐蔽非法地进行，始终未能停止，因为无论生活与战争，都离不开物资，而部分物资只有交流才能获得。山西人，因为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自然成了这种南北物资交换的中介人。汉初，山西人已经与匈奴在长城脚下互市。《汉书》记载：“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汉使马邑人聂翁壹，间阑出物，与匈奴交易。”三国时，“鲜卑酋长曾至贡献，并求通市，曹操表之为王。鲜卑之人尝诣并州互市”。宋代以山西为边防，北宋与辽的关系是比较紧张的，但贸易并未中断，当时，不仅在并州有交易市场，并州西边“合河（今兴县）保德皆临河，夏人西来，辽兵南下，聚于麟（州）府（谷）二州界上，对渡之台河、保德当冲受敌，征调无时。辽夏皆利于互市，时以此为控御之道。互市以缯帛缔，易驼马牛羊、玉、毡、毯、甘草；以香药、瓷漆器、姜、桂等物，易密蜡、麝脐、毛褐原、羚角、硇砂、柴胡、徒蓉、红花、翎毛。非官市者，听其与民交易”。其间，并州知府虽曾奏诸“禁边民无得私相贸易，而私贩不能止”。为什么私贩不能止？有暴利啊！和现在的走私是一个道理。后来蒙古族入主中原，建立元朝，中华一统，这种物资交流的商业活动自然更是具备了良好的政策人文环境。 直到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明政府与阿拉坦汗在大同签订了“隆庆和议”。
天时、地理、人和，历史在这里终于交汇出了一个让山西人奔向辉煌的轨迹：明代中期，由于土地兼并，赋役加重，政治腐败，再加上北部鞑靼和南部倭寇的侵扰，连年战事不断，人民群众忍受不了残酷的剥削和压迫，纷纷向外逃亡。到天顺（明英宗朱祁镇年号）末年（约1464年），从山西和河南逃到荆襄地区的流民就多达150多万。明朝与阿拉坦汗通货互市后，无异给晋陕冀边民打通了一条生命通道，便有许多穷苦边民以及因参与反对朝廷而遭官府缉捕者，为逃生或避难，纷纷越过长城，到“口外”广阔的蒙古草地上谋求生存。阿拉坦汗出于为我所用、发展地方经济的目的，便敞开胸怀接纳了他们，给他们提供土地和毡帐、耕畜和牛羊，让他们从事农牧业生产或铁匠、木匠、毛匠等手工业劳动。由此揭开了晋陕冀边民“走西口”的序幕。后来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个皇帝，先后出兵平定西北叛乱，杀虎口又成了供应大军粮草的后勤基地。所以这一带来往的客商很多，最终造成了这个地方一度的商业繁荣。一部分人走西口，就是为了适应这种要求，到口外去发展商业，发展贸易，以至于后来的票号建立。所以，西口之外的异地他乡，反倒成了晋商的发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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