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一：晋商之死(5)

由此，许多山西人在“博取功名”的这一道路上失利，无功而返了。
也正是如此，绝大部分山西人才不得不放弃读书科举而走上了从商之路。经商是他们无奈下的“次优”选择。山西平阳府席铭（1481—1542），“初时学举子业不成，又不喜农耕，曰：丈夫苟不能立功名世，仰岂为汗粒之偶，不能树基业于家哉！于是历吴越、游楚魏、泛江湖，撤迁居积，起家巨万金，而蒲大家必曰南席云。”
在这种情况下，山西人退而求其次，“学不优而商”。老子考学不如人，那就挣钱去，挣钱了，衣锦还乡，照样可以光宗耀祖，结交那些“学而优则仕”的人，岂不殊途同归？于是乎，逐渐地，偶然致富的富商大贾“走远方，积金钱，夸耀闾里，外则车骑，人则广厦，交接缙绅”，谁人不羡？故亲朋提携，乡友引进，络绎不绝，走上商途。民间逐渐就形成了一种重商观念，即“以商致财，用财守本”的立业思想，这就是通过经商获得金钱，然后置房产买田地，再以土地出租和放高利贷。经商获取收入，以其商业收入发展商业和金融业，建立以商业为始点的价值循环和增殖过程，从而形成这种与传统伦理观念相伴的人生观。在晋商的影响下，山西民风出现了一种值得重视的现象，即以“学而优则商”来替代“学而优则仕”。雍正二年（1724年）山西巡抚刘於义奏称：“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弟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最下者方令读书。”清末举人刘大鹏也说：“当此之时，凡有子弟者，不令读书，往往学商贾，谓读书而多穷困，不若商贾之能致富也。是以应考之童不敷额数之县，晋省居多。”这种风气又使得更多的人“弃学从商”，“读书好经商亦好学好便好，创业难守成亦难知难不难”，形成了某种程度上的循环。
但是，这只是表象。另外一个问题就出来了：在考场上不能夺取功名，尚不足以让如此众多的晋人“弃学从商”的。因为弃学之后，还有许多事情可以做的，比如当农夫，做良民，那么，晋人为什么最后大规模地经商了呢？
实际上，对山西人来说，更可怕的是，山西在文化教育不发达的同时，土地也并不能为当地的百姓提供足够的财富。
套用一句中华民族几千年套用的文字：中华泱泱大国，地大物博，多少山水雄奇壮丽，令人惊叹不已。山西，确实可以如此形容，只是，那是以前。山西在商周时期，仍为温暖湿润的亚热带气候，森林密布，湖网纵横，雨水充沛，汾河的漕运延续至隋唐。“《周礼·职方》称并州薮，为《尔雅·释地》的十薮之一。位于山西祁县、介休一带，方圆达数百里，为古代晋中盆地的最大泽薮。”
但是，随着日月更迭，山西的自然环境环境与人文环境都发生了很大变化。经过王朝更迭以及大大小小的战乱，在河南、河北、山东等地屡遭兵燹荒疫之时，山西基本上没有遭受战乱之苦，也没有发生过大的水、旱、蝗、疫，而是风调雨顺，连年丰收。与邻省比，可谓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人丁兴旺。再加上外省难民大量流入，使山西人口更加稠密。明洪武十四年，河南人口189万人，河北人口189万人，山西人口达403万人，山西人口超过河南、河北的总和。
人多了，怎么办？“土地小狭，民人众”。垦湖为田、毁林为田。由此山西逐渐成为一个自然环境十分恶劣的地区。水土流失严重，气候干燥寒冷，自然灾害频繁，百姓的生存受到了威胁。《史记》在《货殖列传》第六九说：“昔唐人都河东，……土地小狭，民人众，郡国诸侯所聚会，故其俗纤俭事。杨（洪洞）、平阳（临汾）、陈，西贸秦（陕西）翟（隰县、石楼县及延安、绥德、榆林一带），北贾种（雁北及河北省西北部）代（代州）”。清代康基田在《晋乘鬼略》中引用《燕闻录》说：“山西土瘠天寒，生物鲜少，故禹贡冀州无贡物，诗云：好乐无荒，良土灌瞿。朱子以为唐魏勤俭，土风使然，而实地本瘠寒，以人事补其不足耳。太原迤南多取贾远方，或数年不归，非自有余而逐什一也。盖其土之所有不能给半，岁之食不能得，不得不贸迁有无，取给他乡；太原迤北岗陵邱阜，晓薄难耕，乡民惟以垦种上岭下坡，汗牛病仆，仰天待命，无平地沃土之饶，无水泉灌溉之益，无舟车鱼米之利，兼拙于远营，终岁不出里门，甘食蔬粝，亦势使之然。而或厌其嗜利，或病其节啬，皆未深悉西人之苦，原其不得已之初心也。”这条资料，似乎是说晋南土地狭小，粮食不足，远贾他乡，而晋北地区外出贸易者较少。其实，山西商人队伍中初期确实是晋南人多、晋北人少，但清中期以后，晋中、晋北商人越来越多，其势力逐渐超过了晋南商人。据《五台新志》：“晋俗倍以商贾为重，非弃本而逐末，土狭人满，田不足于耕也。太原、汾州所称饶沃之数大县及关北忻州，皆服贾于京畿、三江、两湖、岭表（五岭以南）、东西北三口（古北口、张家口、归化城），致富在数千里或万里外，不资地力。”
万历年间的《汾州府志》记载：“平遥县地贫瘠，气刚劲，人多，耕织少。”咸丰《汾阳县志》称：“晋省天寒地瘠，生物鲜少……人稠地狭，岁之年人，不过怵麦谷豆。此外，一切家常需要之物，皆从远省贩运而至。”乾隆年间的《太谷县志》也对太谷县作了如下描述：“民多而田少，竭丰年之谷，不足供两月。故耕种之外，咸善谋生，跋涉数千里，率以为常。土俗殷富，实由此焉。”《平阳府志》记载：其地“小狭人满，每挟赀走四方，所至多流寓其间，虽山陬海澨皆有邑人”。明代以后，人均土地不断减少，明末到清代人均土地最少，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山西人外出经商者最多。“介邑土狭人满，多挟赀走四方。”（嘉庆《介休县志》卷四）“山西土瘠天寒，生物鲜少，……朱子以为唐魏勤俭，土风使然，而实地本瘠寒，以人事补其不足耳。”（《晋乘搜略》）这些都是当时山西人所处的恶劣生存环境的真实写照。逢至“五月襄垣雨雹，大如伏牛小如拳，毙人畜甚众”（光绪《山西通志》卷86）之类的天灾，母食子、子食父的现象也屡见不鲜。有文载：崇祯七、八、九年“荒草不收，八年又遭蝗蝻，田苗尽食，但见百姓草籽食尽，榆皮食尽，游尘糟糠食尽，竟至母吃子，为子吃父，未能救命之生也。壮者走散于四方，老幼饿死于道路。田间之饿殍，演化可悲矣。人苦极矣，天否极矣”。一个读书人在谈到山西时曾痛心疾首地说：“无平地沃土之饶，无水泉灌溉之益，无舟车渔米之利，乡民惟以垦种上岭下坂，汗牛痛仆，仰天续命”。“汗牛痛仆”的意思就是说牛已经累得浑身大汗了，主人仍要使劲抽赶。在传统社会中，耕牛对于农民来说，不仅是家里最值钱的家当，还是他们劳作的伙伴，不到万不得已，轻易不会这样拼命使唤。但是即使这样拼命地干，田里产出的粮食仍不够糊口。一个叫任启运的人说：“江南二百四十步为亩，山西千步为亩，而田之岁入，不及江南什一”。大同的地方志甚至说大同地区“岁丰，亩不满斗”。
不幸的是，随着岁月更迭，人口的增加，昔日气候宜人风调雨顺土地肥沃的山西，土地开始变得贫瘠，而且自然灾害频繁。在清朝两百多年的时间里，山西全省性的灾害就达一百多次，平均三年一次，其中最长的一次旱灾长达11年。据官方统计，死于这次灾荒的山西人超过了300万。一方水土，不足以养活一方人时，山西人就只能走出去。“晋俗倍以商贾为重，非弃本而逐末，土狭人满，田不足以耕也。”所以，晋人多商贾，起初并非是想发大财，而仅仅是为了有口饱饭吃。可以说，是恶劣的自然地理环境把晋人逼向了市场，逼出了一大批商贾，至少在他们起步时是一种无奈之举。
正如前文开篇所说，所有的宏伟与辉煌最初期的核心要义是：活着。山西财经大学教授孔祥毅曾经提到：很多县志，包括浮山志、翼城县志、临汾县志，至少看见有三十多部县志，都谈到一点：由于土地瘠薄，人口稠密，生计不好维持，所以只好外出，以谋求得到一种补救。明代晋商中有一位很有名的人物，他的名字叫张允龄。他早年丧父，生活的艰苦使他不得不在十五六岁时，就踏上商旅生涯。后来他的儿子、内阁大学士张四维，在自己的文集中曾深有感触地谈到自己父辈早年的艰苦经历：“吾蒲介在河曲，土陋而民伙，田不能一援，缘而取给于商，计春挟轻资牵车走四方者，十室九空。”这段文字虽然很短，但它谈到了晋商最初的经商动机。“挟轻资牵车走四方”，实实在在地记录了当时晋商的事业是如何开始的。山西没有多余的粮食，但与山西隔河相望的河南，再往南的山东，却都是中国重要的粮食产区。于是山西人开始推着小车，担着担子，将中原、江南的粮食运往北部边镇。中国人向来擅长的自慰式语言在这里得到了实践：劣势变优势。在这种贸易中，不利的自然条件、人口压力都开始转化为得天独厚的优势。山高水长，在认准了目标的晋商面前已经变得无足轻重。而多余的农业人口，又恰恰是在传统社会中从事长途运输所必须的条件。
因为地不养人，因为穷，所以山西人只好勇敢无畏走西口了。什么最重要？活着。在晋中盆地，各县民间流传这样的《摇篮曲》：“我娃娃亲，我娃娃蛋，我娃娃长大了捏兰炭，捏不来炭吃不上饭，我娃娃蛋，我娃娃亲，我娃娃长大了走关东，深兰布、佛头青、虾米海菜吃不清。”人们生活困难，盼儿长大。长大了做什么？为其拣煤核以备炊用，更盼儿长大了像那些商人一样到东北去经商，那时就可以不愁吃穿了。
山西人因生活所迫外出经商的事实，在明清野史笔记中也可以发现不少记述。如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说：“山西人多商于外，十余岁辄从人学贸易，候积蓄有余，始归纳妇，纳妇后仍出营利，率二、三年一归省，其常例也。或命途蹇剥，或事故萦牵，一二十年不得归，甚或金尽裘敝，耻还乡里，萍飘蓬转，不通音问者，亦往往有之。”翻开山西旧县志，几乎每个县志的烈女篇、孝友篇，都有关于“夫商于外”妻在家中如何孝敬公婆，抚养弟妹的记述。如《榆次县志》说：“侯氏，孙可宁妻，宁随父贸易江南，姑病，氏奉养三载，毫无情意”；“陈氏，永康镇刘锡龄继妻，龄失偶后游贾北口，即于其地取氏，囊无余资，不能旋籍……”；“范氏，西付村崔如蜂妻，幼随父寄居口外，如峰以经商出口，遂妻之……”；“武氏，彭村董世和妻……兄在东省经商，家政无人管，邀氏代理……半载兄归，诸物皆无移动，兄将分润家资，不受，求以养三子成人，后三子皆东北经商”；“董庆和，父裕山，贾于新疆，道光初生庆和后再出，遂无音耗者二十八年，庆和引为大蹙。……且逢人辄询问西营地。约资足数，因西走寻父，所过山川，有西来者详询父状，无所得。既抵新疆，遍历附近山川寻访，仍不得，资尽乞食返。……居数年得资又约足数，于咸丰庚申逐再往寻访，……遇同乡估客询之，客曰：‘以君状貌，类敦煌某庙僧，其人亦同乡，殆或然欤？’既至，果遇老僧，庆和审知乡音，遽往拜呼父，……僧大错愕，细询颠末，乃相抱大恸，盖父贫不能归，寄身僧寺”。《太谷县志》中记载太谷县的人“耕种之外，咸善谋生，跋涉数千里率以为常”。《盂县志》中说“往往服贾于远方，虽数千里不辞”。《寿阳县志》说乡民“贸易于燕南塞北者亦居其半”。
“春风杨柳离别路，毕竟车船留不住。依依难舍眼含情，默默无言心流血。纤纤玉手挥无助，青山遮挡似帘幕，晚风残笛呜咽时，飞花飘在水流处。”“自古那个黄河向东流，什么人留下个走西口？”哀怨心声中，是一批人或者是几代人为了谋生，不得不背井离乡，泪别父母妻儿，远走异地过着孤苦艰辛的日子，而家中，同样是哀怨的人：“哥哥你要走西口，小妹妹我实在难留，手拉住那哥哥的手，送哥送到大门口。哥哥你呀走西口，小妹妹我送你走，怀抱你那梳头的匣，两眼泪双流……”
那些走西口的人们，擦干离别时的眼泪，“观凶机，审国变，察其四时而监其乡之货，以知其市之贾”，“服牛辂马，以周四方，料多少，求贵贱”。寒来暑往，蜿蜒而行，栉风沐雨，披星戴月。马蹄声声，压平了苍莽的雪原，铃声悠悠，敲碎了孤寂的时空。林海无言，霜雪扑面而来；时间无声，背影悄然而去。坎坎坷坷的脚印，失落在杂乱的石砾间，重重叠叠；浮浮沉沉的音容，定格在历史的画卷上，明明暗暗。“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是撑托丝绸之路的天地；“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是唤醒丝绸之路的生灵。驼铃传响，踏破了荒凉；雁叫长空，拂拭着寂寞。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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