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东：这本书里面我看到两个细节，讲到您两位之间跟电影的关系，第一是陈导去美国读书的时候，他自己选择读电影，您本身不同意，您希望他学别的专业。第二在他印象里面您因为在邵氏工作过，可能工作经历不愉快，所以在香港开车出去玩都躲着邵氏的那条路，这个回忆有那么痛苦吗？

陈铜民：是讨厌，做电影，他现在做电影是自己主导自己的，如果做电影或者做电影工作，你上面一个老板，这个老板的脸色就很难看，好坏都很难看。所以我会在邵氏做一个时期恨到不愿意走那条路，不愿意开车经过那里，礼拜天兜车兜很远都可以，就是不愿意走那条路，就是讨厌，并不是说这个行业，讨厌这个行业里的人，有些人脸色很难看。

陈可辛：其实我曾经有一段时间，每一次在首都机场降落都有那个感觉的，一定有的，因为当你一些工作不如意的时候，你对那个地方那个旅途有一种不好的感觉，一定有的，特别是面对权威的时候，我跟我爸有些东西很像，我们不能面对权威，他为什么不能面对权威我不知道，反正我不能面对权威就是他在我身边就是给了我很好的一个依靠，感情或者经济上的，当然他不是富有的，我小的时候也不需要有钱的爸爸，而是整个人的依靠。而这个依靠会给你很多很好的意见，但是他不会强迫你，他不是一个强权，所以我从小就没有习惯在强权大的父权社会的家庭里面长大。所以我出来面对老板就非常较劲，这个也是我的缺点。但是这些缺点结果也形成了我自己一定要拼命自己做老板的想法，为什么说输是自己，赢也是自己，就是最后你找投资方也好，什么也好，最后你这个钱亏的话，大部分不是自己的话，还是打工的，也没有话语权，你要话语权的话就是亏你自己的钱，这是很痛的，所以我跟我爸这方面非常像。

马东：在《武侠》这个片子您自己的投资是有一些失败，但是并没有改变你要自己继续投资，这个书里有韩三平的一个访谈，他曾讲到《中国先生》里面，跟你讨论过你要不要只做导演，但是你最后还是有自己的投入。

陈可辛：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既然我投不了那么大的戏，我还是投便宜一点的戏，《中国先生》的成本没有那么大，而且就可能你在所有的东西上都别太过把自己目标定的太高，也不把经营的底线放那么高，就把底线降低一点，还是可以做的，但是还是需要一个底线。很多人说你干嘛做监制，这句话很好，其实很多事情大家看不出来，就是很多导演其实不用管那么小的事情，其实你可以好好的做艺术，做创作，但是碰到一个人管你一个投资方，一个监制等等就很麻烦，我为什么做监制，就是不希望有人管我，不希望有人管你的时候什么细小的事情就都是你自己做的。

马东：我看这本书我知道，您父亲指导过《十月围城》这个故事的前身，少年时代的故事对您影响很深，为什么父亲那么反对你做电影，到后来你又到这条路上来，这是遗传的力量吗？

陈可辛：我也不觉得我有那么多的艺术细胞，所以我不敢说遗传，反正我觉得，其实我觉得我爸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但是很多时候，刚才讲过的，我觉得有时候一个人觉得自己有才华，其实会是一个负资产，你就觉得你都对。我很多时候我是固执，其实我是非常谨慎，因为我一路都非常不自信，我一路都非常不安，这个不安是来自哪里，可能来自我爸爸事业的失败，从小就漂泊，我们要去泰国等等。当时小时候的经历，你从小在一个做电影的家庭长大，你会看到爸爸很兴奋地回来讲一个故事，他就会很兴奋，会讲得很动听。当然他的第一个听众是妈妈，妈妈听久了不想听了，我就变成他唯一的听众，每次听到都很兴奋，觉得他的梦想会实现。当然除了艺术的理想，这也是一个创业的理想，像创业家一样，每部电影都是一次创业，不停的创业，创业当然包含家庭的环境好起来，但是每次都没有好起来，那个过程里面，直到我12岁家里搬回泰国，因为他们是泰国的华侨，搬回去对我的打击不小，我觉得搬回泰国的意义是爸爸不留在香港，不留在香港就是决定他不留在那个圈，就决定他每次回来讲的创业的梦在那一年就会停止，这些都会使得我非常不安，所以导致我创业的时候都是很拼的。所以我后面永远都要拼到最后一口气。

马东：陈老，刚才陈导讲自己是一个很硬的人，这个在您身上也是这样的吗，他是从您那儿遗传的吗？

陈铜民：我也是，脖子硬，我们外面对人很温和，但是我们做事有底线，你不要过我这个底线，我会有一条过不了的底线。所以这个也是做事情是需要有这么一股劲的。但是还有一种应该有的，就是做事要谨慎小心，不是大意。他说我有才华，或者是大意了，这些可能是我失败的原因。现在来回顾的话，我感觉那个时候有很多事情当时不应该那样马马虎虎让他过去，而结果是过不了，我所有的事情也就失败了。那么他现在是做事很小心，所以他能够走下去，这就是他能走下去，而我走不下去的一个原因。

那么现在我来们分析，对于80岁老人的经验也没有用，我的经验对他就很有用处，他现在出这本书，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事情，总结了他上半生，他这才在中国起步，他以前起步是在香港。然后到后期他拍的电影很多投资很大，这是很辛苦的戏，像什么《如果•爱》歌舞剧，像千军万马之类的，这是他必须经历的过程，就是投大资本才能够打出名号，现在可以轻轻松松来拍《中国先生》，所以这等于他沉淀了这些经验之后，重新起步，所以我觉得他现在才在起步，那就感觉到说前途会很光明。

马东：您说他从中国先生开始是另外新的开始，序里面您说您劝陈导事业跟人生是一样的，有些东西知足就好，有些东西适可而止，到今天大概这个意思，到今天很不容易了，不要那么苛求自己。

陈铜民：我今天看见他在这个发布会上跟《中国先生》的演员说他们在拍戏很快乐，一直在强调快乐，这我听了也很快乐，觉得他真的在快乐地走起新的步伐。这就感觉到让做父亲的也可以多放心了。

马东：这本书能使你对自己前半生的总结，放下很多包袱，《中国先生》真的能让自己快乐起来吗？

陈可辛：很多东西没有料到，这些都是没有预算的，也没有算出来，结果现在来看确实是总结了，这本书的功能对我来讲其实我在香港也讲过，多少人看，卖多少书，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其实出这个书之前我就已经想到了，2月的时候已经定稿了，其实我觉得对我自己的自我治疗已经完成了。我其实从3月开始就重新起步，去筹备后面的戏，就拍了两部电影，我4月开始是我那么多年来，我工作室搬到北京，过去我都没有住过北京，从4月开始我才在这里租有一个房子，一直住到现在，就这半年其实因为基本上在北京，其实真的是一个新的阶段，这些是不是刻意的呢，其实不是，因为这两部戏都是在北京拍，老实讲以前的戏没有在北京拍的，《如果•爱》之后没有在北京拍过戏，真的拍戏，其实这些也不能说结果会怎么样，但是确实现在看一部走一部，现在对往后的计划就会看的更远，因为可能以前都是看一部电影，两部电影最多，现在就能看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两三年，可以准备最开始的一个阶段，可能也是两三年。现在我也已经基本上看到我这十年会做什么，当然你现在觉得会做什么，很多外在的原因都会使那个结果有变化，但是现阶段应该是我一辈子到现在为止是最踏实的时候。

马东：其实这种创作状态在《甜蜜蜜》的时候，或者在《双城故事》的时候都有过，拍自己熟悉的故事，拍自己熟悉的情感，在一个可控规模内追求自己纯粹喜欢的东西。《中国先生》在朝这个方向发展，我想问这个工作状态是一个既定的方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