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可辛：不能说我拍《中国先生》这类电影就能拍十年，当然今后两三年我知道我拍什么，拍我自己喜欢的，三年之后往哪个方向挑战自己，其实快乐是有很多种的，快乐可以是拍你熟悉的快乐，有的时候是人自找的，要找自己很自虐的东西使自己快乐。
马东：知子莫如父，在文章中都讲安乐，不要太辛苦，为什么着重笔墨讲这个道理。
陈铜民：我是认为不必那么辛苦，因为给他起名字可辛，他妈妈很反对，因为这个辛是辛苦，我说辛也不一定是辛苦，还可以是辛辣，辛又可以是其他的意思，因为他母亲生他的时候是难产，所以我让他记得他母亲生他的时候，就是可辛，结果变成他自己一生是很辛苦的，拍电影就是很辛苦，不辛苦就没有成功，现在到了一个阶段，就希望他安乐一些，不要那么辛苦。已经有一定程度的成绩，那你就把不必太执著。
陈可辛：这个我必须要纠正，我爸最后这个说法是外行了，到这个年纪来看，这个行业就是成王败寇，没有中间路可走的，没有一个中间舒服安乐的地方，你不成王的时候，你就是非常的失败，就是一线之差，你说我不用赚那么多钱就好了，其实成王的时候你也没有赚钱，你只是打平，什么破纪录的电影你只是打平而已，一个打平的时候其实一掉下来，下一部就是亏，亏得很惨，其实没有安乐这个位置，现在的电影状态没有安乐这个位置，我们可能觉得好莱坞很大，你去到好莱坞也没有安乐的，就是跟股票市场一样，没有中间路的。
马东：我看很多导演在这样的时候就忍了，不说，你还写一本书把自己这样的状态告诉大家，我觉得这是香港导演的一种可爱，大陆导演可能已经没有这种东西了。把这个东西说出来，跟这么多的媒体和影迷说有这么重要吗？
陈可辛：其实我觉得，因为我是一个非常喜欢什么东西都口语化地讲出来的人，所以我如果有一天嗓子有问题那我就有完蛋了，我写不好，我不是一个会写的人，本来我的创作一向都是我的嘴巴讲出来的，而且我的思考基本上都是在聊剧本的时候，你要说让我回去自己想，我都想不出什么东西，我永远在谈剧本的时候聊出来的，所以变成我不讲的话我就不会想。所以这种思维，是我的缺陷，我不写这个书，我不去做这个过程，我就治疗不了自己，所以其实是跟粉丝分享，还是跟自己去交代，我觉得更重要是跟自己交代。然后还是回到那句话，就是一定要知己知彼。这个东西，有时候是你因为知己知彼，所以一定能获得。你完全不讲的话你没法思考，所以你什么都讲，就变成你只能承认，我知己知彼是来自我必须什么都得和别人讲。
马东：中国电影在您的嘴里面跟别的人嘴里面不太一样，我们听到的都是一片辉煌，有多少块屏幕，有多少票房，您说即便是很好的，成功的，也只是打平，下一部是亏掉了就是亏掉了，如果这个行业这个前景这么暗淡，风险这么大，乐趣在哪儿？
陈可辛：乐趣在于，我觉得怎么样都比朝九晚五好玩吧，不能说你想赚多少钱，大家都很仇富，大家看票房，票房能回到投资方几千万，几千万现在哪能拍出一部戏呢，现在都是几个亿。现在不止是演员，所有的岗位都很贵，尤其在内地，内地所有的岗位基本上都比香港高了，现在内地拍戏比香港贵的，我这次去纽约拍戏比内地便宜，大家不知道，因为行业里面专业的没几个，都在抢那三五个专业的，那三五个专业的贵得不得了，我掌机的不是摄影指导，是摄影师，他不错，从《投名状》、《十月围城》，到《武侠》，每部片酬都是上一部的一倍，一部是一万的话——当然不是一万——下一部是两万，下一部就是两万的再下一部就是四万，每一部大概差一年多，每一年多就是翻一倍。
马东：导演片酬呢？
陈可辛：就看有多少菜，就看这部电影有多少钱我就收相应的片酬，这部电影没有就少一点。《中国先生》找我就是这样的，我当时说了比较保守的价钱，我说需要几千万，也不是很贵，但是他们都说能不能再便宜一千万，我说便宜不了了，结果他们都认了我那个价钱了，但是我没有发现还要去美国之类的，就比预计的要高很多，结果算下来我就是零片酬，结果就要找植入广告，找植入就有片酬，没有植入就没有片酬。
马东：陈老，刚才陈导说了现在拍电影的难处，其实和您那个时候拍电影的难度是一样的，每个年代面临的问题都是差不多的。
陈铜民：都是一样的，但是那个时候的票价也便宜，观众的数量也少，一个戏有不到一百万就可以回本了，卖到南洋各地的片酬，一部戏拍个五六十万，假如能够在这里卖个不到一百万，你就收回本。
马东：刚才陈导导演说安乐这个事不可能了，因为这个行业像股票市场是一样的，您听了这个会替他有一些辛酸或者有些难受吗？
陈铜民：现在已经麻木了，他认为不能安乐，还得苦干，那就苦干下去，因为我当年的失败就是太安乐，譬如我其中拍一部戏的时候，一个演员能红起来，一夜之间红起来，所有人跑去找他签和约，这个演员片酬也高了，他们跟我说，一定要改剧本，把这个演员的戏多加，因为他是小配角，因为我没有听，所以这部戏很多观众看到有这个人的名字，结果第二天这个戏就糟了，因为这个人是演反派，而且戏还不多，那个时候我就明白这是一个机会，香港很多导演找我和他签约，别人问我你和他签了几部，我说一部也没有签，我这个人就是强硬，我觉得这个人红起来没有什么大不了，对我也不是大机会。
马东：当时如果改他的戏份和他签可能就会。
陈铜民：因为那个戏他这个人是演反派，而且是很小的戏，你不能变成独角，其实我应该把那个戏扔了再拍另外一部。
马东：借着他。
陈铜民：更厉害的是你把这个人签下来三年，然后他的片酬在你的手里，别人要你，你就赚他的钱，香港就是这么赚钱的。
陈可辛：好莱坞也是这样的，当时我觉得叫加他的戏我也是不同意的，因为加这个戏那就不成戏了。现在我回过来看，现在我这个年纪经历了这么多，我就说这个戏就停了吧，停了之后重拍，都值得。因为突然间有一个大明星，本来就是一个配角，但是一部戏他红了，变成大明星。
马东：陈导你是理性分析的结果，但是《投名状》里面，李连杰他在海外市场的票房，大家希望看飞来飞去的，但是你一定不让他飞，变成一个文艺戏，你当时不能让他飞一飞赚一下票房吗？
陈可辛：飞一飞就不是《投名状》了，其实我飞也飞不起来，那个不是我的强项。请了程小东其实是因为之前请了袁和平不来，袁和平就是聪明，他就觉得你叫我来，我可能会累死，你又较劲，我又弄不出来，可能你还觉得我弄的不好，陈晓东比较随意，你想来我就怎么着，结果就出不来那个感觉，结果大家较劲，拍的大家都快崩溃了，就把动作的质量感拿出来，那个时候是决定这个电影不要飞的，当然能够拍飞的，我是一个监制，但是我做导演的时候，我还是会选择，我有一点自负责，别人听了是骨气，说白了也是知己知彼，知道自己强项在哪里，缺点在哪里，我的强项就是拍人物，拍飞根本不需要我，我还不如让陈晓东拍，我做监制呢。话说回来也对，等于明星突然红了，这个不应该再拍了，你就拍另外一个电影，轻松一点，钱也没有那么多，但是这个还不如炒股票。你说找到快乐就不能去抱怨说电影亏本，说电影不赚钱，我是认了，所以我说赢是自己，输也是自己，输没有关系，我输得心甘情愿。
马东：陈老，我看你们两父子身上完全是一样的，您反过头说不要这么固执，您在那个年代说也是这样的，我们这儿有一个词叫“书生意气”，你们两个身上都有。您同意吗？
陈铜民：对。
马东：看这个书的时候讲到陈导情感很容易触动，说到什么东西，对很多过去的事情，对很多情感，其实他住过的地方很多，生在香港，长在泰国，去美国读书，现在到大陆，其实一生这几十年来走的地方很多，但是好像对每个地方那种感情很容易被触动，我看那个书里说：看到香港回归那天自己穿的很隆重，要去看，要去感受97年变化的瞬间，留给自己什么感受，这和您比如说生在泰国，回大陆读书，然后试图回大陆工作，又去泰国。对家乡的这种感受，对异乡的感想你们两位是一样的吗？
陈铜民：我们就是因为离乡所以更加想念家乡，所以华侨常常更爱国，什么道理呢，就是因为他们不在家乡，这都有关的，而且跟我们的本来知识也有关系，我们都很敏感。也感觉华侨的身份也有关系，那么他也被我拉到泰国去，又跑美国去，这造成一个漂泊的那种思想，有那种伤感，都有关系。
陈可辛：《双城故事》和《甜蜜蜜》都有励志的故事，《甜蜜蜜》到《中国先生》都有一个情节，就是中国异乡漂泊，加上对美国的情节，这三部电影都是在美国，美国不同的地方。其实我觉得我爸没有说下去，我家我父母都是第二第三代的泰国移民，泰国华侨。他们都是有一种故乡的情节，我觉得中国人去，我曾经有想拍的戏，但是现在还没有拍，确实很遗憾，因为已经十几年前想拍，但是到现在越来越拍不到，因为哪些人都已经不在了，就是我爸爸妈妈那一代在50年代回国的华侨，他们是很有趣的群体，他们50年代在泰国成长，30年代出生，我妈是第三代，我爸是第二代的华侨，从小都有祖国的梦，45年胜利到新中国成立之后大家都非常想回去，但是其实这些小孩从小的教育就是你们不是泰国人，你们是中国人，你们不要喜欢泰国女孩，不要喜欢泰国这个地方，这个其实跟欧洲人去美国是非常相反的，中国人为什么到其他的国家，就是我们国家生活不好所以要出去，欧洲人去美国有是因为欧洲生活不好，欧洲人去就把美国，他把传统自己的保留，但是他们爱这片新的土地，中国不止不爱还嫌弃，还不喜欢这个新的土地，有钱就回乡建房子，就叫小孩回去，这些小孩其实很无辜的，第一他没有去过中国，可能皮肤比较黑，他们可能喜欢吃辣的东西，可能讲普通话有口音，可能没有经历过冷的天气，结果这些在南洋长大的小孩就要回到中国，一去到中国，他们都去了不同的地方。当然他们好多都是潮州人，去了潮州，有些去了北京，我爸妈都是在北京认识的，有些回去，是去最远的地方，去到东北，可能有些去到朝鲜战争，这之间有些非常有趣的故事，总之都是为了爱国。但是来到这里，中国也不接受他们，有一些的人祖国的梦碎了，结果他们要离开，要走，当然早走的，像我爸妈就回到香港，结果我们回到香港，变成香港人，十二岁又被拉到泰国去，就是50年代离开泰国去到中国的人。
其实他们离开的时候都非常困难，第一可能就是学校里面最优秀的，很多家里有钱的，家里送回去，也有很多是家里不喜欢他们回去的，结果他们自己跑回去，但是他们离开都要在他们的过道上打一个印记，就是不能回来，因为当时是全世界最恐怖的时候，泰国政府觉得现在回中国就不代表你是爱国，就是你是共产党，所以这些人不能再回到泰国，这些小孩一走了以后，一回头就是一辈子。他们结果在香港生活了12年，用了种种的方法最后回到泰国，我在香港长大的时候，人家用筷子吃饭，我们家还是用叉子跟勺子吃饭，同学觉得很奇怪，结果后来我们搬回泰国，我就觉得你们常说回泰国，但是我不是回泰国，我都没有去过，我是去泰国，我非常不想去泰国，再加上去泰国代表我爸爸的电影梦碎了，我非常不想去泰国，所以我有很多的依赖面，其实成长不应该经历的，因为我跟我爸爸的关系使得我有正面的能量，因为我跟我爸爸的关系非常好。
马东：今天回过头看对那些情感题材电影的把握，跟自己成长环境留下的印记是相关的，我们上次聊天的时候讲到《如果•爱》有《甜蜜蜜》的影子，如果有大量北京的取景，我觉得接不下来，你拍中国电影有这个问题吗？
陈可辛：《如果•爱》是比较抽象的，北京也是一个香港人的回忆，所以就没有那么必须接地气，《中国先生》基本上现在可能还是合拍片，但是没有任何的合拍成分，除了我是香港人，工作人员都是内地的人员，我拍的时候不觉得有什么问题，我还是觉得情怀是一样的，把那些情怀放在我更小的时候，更远的时候，这个是讲八九十年代，我的感觉就是像七八十年代，七八十年代就是香港经济起飞，里面有一些歌，邓超给我们唱一些歌，我听了很感动，我也需要编剧演员给我一些灵感，但是拍的时候也没有觉得接不上的感觉。
马东：最后一个问题。这本书里面说赢是自己，输也是自己，把自己放在一个输赢线上，一个电影要么成功，要么失败，你在书里说像一个祖国，这个可能是最好玩，最刺激，也是电影这个行业最无情的地方。《中国先生》的赌博会怎么样？
陈可辛：《中国先生》对我来讲是我觉得已经赢了，我觉得还没有上映就已经赢了，我拍的已经赢了，因为我非常能找到这个戏的感觉，结果出来大家感觉不好的话也是很丢人的，你自己觉得很满意，原来不行，就是你不能避免，也不能说绝对没有这个可能性，但是拍的时候大家一批人的判断很难是错的，演员和工作人员的判断，对我来讲和他们合作那么愉快，我觉得应该赢了。再说回比较实在的输赢，就是投资上，毕竟投资没有以前那么多，不是过亿的大片，其实他的票房不需要很高就已经有回报，当然我个人定一个我个人的目标，我的目标不是赚钱不赚钱的问题，但是我觉得确实刚才讲，每讲一点就是我爸常常讲的东西很对，有些话我看他写序的时候是我讲的时候他拿去讲，还是原来他从小就讲，我听多了也受影响，原来是他讲的话，比如他讲不是画画，不是作曲，是需要资本的，这个我说了一百遍了，后来我才知道是他讲的，不是我讲的。
还有一个其实电影是没有输赢的，因为每一部都比下一部，下一部都比这一部更难，这个绝对是他讲的，这次赢了之后门槛更高，下一部大家对你要求更高。世界上没有什么行业——也不能说绝对没有——大部分行业都是你能做到一个地方之后舒服、安乐。当你做生产，接到一个订单，这个订单赚很多钱你就可以养老了，可以看下一个订单就好了。其实我觉得也不能说别的行业不好，反正就是下一部更难，这一部越成功，下一部越难走，电影确实就是这样，你只要越成功，你只会招到越多的妒嫉和是非，对你的要求和期待，可能结果就会有失望，这些东西，我们做电影非常幸福非常快乐，无论中间多辛苦，回报多不成比例，但是那个快乐在拍戏时候的感觉，跟演员的互动，结果拍到一个镜头我觉得非常好，就已经值得了一切，这个不能抱怨。以前UFO有一个传统，拍《金枝玉叶》的时候拍头发没有几年，当时是二十八九岁，从小向往60年代，但是我生晚了，我长大以后60年代已经过去了，就很向往那种波希米亚的年代就在二十八九岁的年代，从小是很乖巧的学生，但是里面我是非常较劲的，但是大家不知道，因为个子比较矮小就坐在前面，坐在前面就被迫成为好学生，但是家里没有叛逆期，我到二十八九岁再不留长发这辈子就没有时间了，留到UFO的时候，在刚刚《金枝玉叶》要上的时候，通常什么状态，以前拍电影都是很快的，《金枝玉叶》是拍了一个月，一个月零五天以后，从开机到两片就是一个月零五天，开机拍到一个月才关机，关机5天以后就上片，关机三四天就混音、配音做音乐，就根本没有时间，拍完之后就没有时间剪头发，刚刚什么做完了的时候明天就要上影，所以说去剪个头发，结果剪的太短了，《金枝玉叶》那个时候是三千万的票房，《投名状》都没有《金枝玉叶》好。有一个UFO的传统说剪头发电影就会卖钱，结果这一次是什么呢，这次又是觉得长乐一段，就去试着剪，其实没有剪那么短，也剪短了，现在就拼命等他留回来，很不舒服，很奇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