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国庆节的时候我去看永乐宫，那是我第二次去，我觉得在座的朋友你们有机会一定要去看看永乐宫。他是元代的建筑，他里面的壁画不得了。壁画是用无道子的那一派的壁画，他画那个神仙头巾的飘带飘到地下一笔画下去是三米三，中间都没有接口。就那个师傅带着他的弟子在那里画了二十多年，但是现在永乐宫就是因为三门峡给搬迁了，搬迁了之后费了很大的力气把那些壁画切割，都能看到那种痕迹，都很心痛。然后搬到那个地方去，从永和镇搬到芮城。就搬过去之后，永乐镇那地方根本就没有淹。那个三门峡就失败了，然后那个遗址还摆在那里。这个想起来这种愚蠢。

 朱幼棣：《后望书》这个序言我就写到了这个问题，就是永乐宫的这个。我们电视里面经常放，因为在周总理的关怀下面，把永乐宫给搬迁了，没想想三门峡修水工程，淹了多少古城。六座古城，很多的古迹。这个房屋被拆了抢出了一件家具，现在电视上不停的播，这个永乐宫当时总理怎么关心这个，这个人员做了什么。当然这个大伙被水淹了拆除这个房子，抢出了一件家具是很难得的，也是很值得表扬的。但是这个房子怎么被拆了，应该被谁拆了，没有人考虑过。

王军：所以说我看了之后包括像朱老师写的那个新安江的那个，淹了那么多古镇，那么多老百姓，结果最后产生的效益就相当于一个小煤窑。我就觉得这个书太重要了，太重要在哪里？披露了大量的事实，大量的被一些虚假宣传所掩盖的事实，我就觉得真的是朱老师做这个工作太重要了。

其实这个我们干这行的就是要把大量的事实向社会公映，你早点公布就会改变，我看到朱老师在后期里面写的司马迁，很巧合，我在我的《拾年》那本书里面也写到司马迁。我不知道朱老师是不是赞同，我就觉得司马迁就是一个新闻工作者。他为了写史记到大半个中国都实地的调查和采访，为了写孔子还跑到孔子的故里去采访。你说他那时候多惨啊，他那时候为了把《史记》写完，我看到有一篇文章就写司马迁，后来我看了之后我觉得司马迁他生活那个时代也是文化堕落的不得了的时代。 为什么？那个时候焚书坑儒啊，那会纸张还没有流行啊。就把那个没有多少读书人焚书坑儒了，你说司马迁读一个《左传》，《左传》是一个简书啊，要买一栋房子呢，他把一个房子的一个简翻完才把这本书看完，所以那时候没有多少书，被焚了。所以那到汉朝你看那个时候人跟人怎么称呼，都不太会了。

我想到我小时候，文化大革命结束。要文明用语，请、你好、谢谢、对不起、再见。从那个时候开始学，我了解的汉朝那会也差不多这样，他比我们还惨在哪里？连立法都搞不清楚。后来司马迁他们又去修立法。后来他们就治这个《史记》，如果史记不搞出来真没有中国，就大家没有一个集体的记忆，所以我就觉得你看一个书写历史的人他能够向社会供应历史的人，他能够对这个民族这个社会所做出的贡献是这样的一个贡献。

马国川：王老师有一个发现啊，就是司马迁也是一个记者。刚刚这个话题我觉得挺沉重的，就是说回顾这一段历史，面对现实，就觉得我们现在面临的很多问题都是不可逆转的一种灾难性的痛苦，北京城，不可能在回到原来的状态了，今天的那种山河也不可能回到原来的秀丽山川了。刚才朱老师他给出答案最后可能在思想上，希望将来出一个大师，英明领导人，大概是这个意思。然后王老师也是在思想文化上找原因。

我觉得除了这些之外应该还有些制度上的原因，比如说，为什么一个人一句话为了他的高兴，就可以把所有的工业集中到一个地方上来。我最近刚看了一个故事，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罗瑞卿女儿罗点点写的一本书。罗瑞卿，当时他都是要出席常委会会议的。后来毛突然有一段不让出席了？什么原因呢？因为这个毛岸青的老婆绍华要下面四青工作。罗瑞卿说你别去，你要照顾毛岸青，绍华一定要去，结果这个罗瑞卿当时挡不住他了，就让他去了。毛听说之后非常不高兴，这么一来谁照顾我的儿子啊，不要参加常务会了，就一句话，就可以不参加常务会了。过了一段绍华回来了，毛又高兴了，又让他参加常务会了。这是最高层这种决策的这种随意性质，我觉得恐怕不仅仅是从思想上来找原因，还有一个制度的原因。就我前不久采访联想的柳传志，他讲的一段话非常好，他说西方的制度他运行的很好，但是还不是最好，他大概能打个七十分、八十分，打不到九十分但是也不会到六十分，中国这套制度如果一个好的决策搞好了可以打到九十分，但是一个坏的制度就可以0分甚至还是负数。这就是制度的差异性。   

刚才在想朱老师和王老师讲的这样的思想的原因，包括一些专家的问题，这本书里面也讲到了地震。朱老师用四个篇幅讲地震，08年地震的时候很大的一个处境。我记得当时我看完我特别关注，我作为媒体人特别关注，但是主流的原因专家讲的地震是不可预测的，我当时就觉得特别的纳闷。因为我小时候学过有那么一点点，现在完全不是了。我当时就在想你要地震专家干什么，我当时也想写说批驳这个，但是呢觉得我不是专家，我说不出那些话。可是看到这本书我觉得找到了朱老师可以和这些人对话。   

他揭穿了很多所谓的地震专家的谎言。我想请教朱老师说，我们来谈一谈这个比较有意思的话题，就是地震这个问题你到底怎么看？到底将来是不是可以预测的。这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福祉。

 朱幼棣：我想用李四光的话。他认为地震是可以预报的。当时刑台地震以后国务院召开一个紧急会议，就是地震能不能预报的问题，当时也有专家提出是地震不能预报，国外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当时大家争论面红耳赤。总理就问，他说，大家话讲完没有，讲完请李四光说说。他跟总理说，地震是可以预报的。而且他说不要议论纷纷，兵已渡河。他说把地球比成一米大的打球的话。那么地震发生在地壳上就是薄薄的一层纸。他说地震是在地壳的浅层发生，五公里到十公里的这样子，就是跟地球一米大球，他就是纸一样的厚度，而且地震并不是分散在地壳上面的，平均分散很多点肯定是不好预层，如果像鸡蛋一样，如同鸡蛋破了的壳，那么地震就发生在破了壳的上面，就是断裂带，那么你可以观察那些断裂带是活动那些是不活动，而且长期进行检测。那么必定能够找到预报的途径。   

我觉得李四光是对的，他还讲到了四川川西的问题这个断裂带怎么形成的，要怎么密切的关注。而且我们当时出了一些政策，包括群防群治，包括专家包括大学生，用全社会的力量，来监测地震。确实这个地震有很多的很难，特别是他有两个概念，中长期的一个预测，一个是临震预报，这个临震预报是特别难的，就是半个月一个月以后发生，这个预报是比较难度，这个预报是中长期野外调查和中长期基础上搞的。可惜的很，现在我们进入了商品经济的时代，这个地震行业要跑野外，他吸引不了我们优秀的人才，也吸引不了优秀的学生，可能待遇也比较差，这个从事地震工作或者地质工作很多人都不安心，而且况且你可能这一辈子研究了这个地震也不可能发生，蹉跎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