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A环节

马国川：下面还有四十分钟，我们跟读者朋友们交流、探讨一下。

问：朱老师的书我看了一部分，因为时间比较短我没有全看。但是就像刚才朱老师说的一样，看了李四光和新安江的章节，我也是57岁的人了，已经经历过很多事情还不禁要落泪，感到朱老师作为作家与学者的赤诚与诚心，我的问题就是作家与学者的良心与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有关系吗？第二个问题是相关的，就是作家与学者是说真话，与自身求生存谋发展是不是非常矛盾？因为我刚才提的这些问题，专业问题、学术问题，不可能深入探讨，但是我感觉到包括刚才三位老师讲的，真正有存在的一个……，还别说道德还别说更高层面，学者专家作家都有个良心责任，你们敢不敢说真话。可能说出真话是不是会影响自己的利益呀。现在冠冕堂皇的说法就是求生存谋发展，谁都要这么去做，这个观点，包括科学家也做这样的思维。今天晚上做什么梦，明天说什么话，就是凭你的良心，凭你敢不敢说真话。你已经看多了很多，你敢不敢说，说出来才有可能去解决，连说都不敢说，何谈解决？

朱幼棣：因为我最初应该说也是一个作家。80年代的时候，我大学毕业，当时是首届萌芽创作荣誉奖。在这个纯文学这个东西就是需要有点争论有点出格的东西，因为我毕业以后就分到新华社，就跟王军老师是一样的，你讲出格的东西……就是门面记者，就是日常报道，你更不能够出格，所以从一开始我的写作就是两种手法。白天我就到这个饭碗，饭碗工作还要去做，另外写小说也不能写的太出格，但是上班绝对不能写，就养成两种写作的手法，后来渐渐的对社会了解的深入，那么我放弃了纯文学的写作，因为我毕竟搞经济报道，而且从80年代开始搞，一直搞到七几年，搞政治报道，对社会的了解有所深入，那么我觉得编写故事搞一些模范性的文字性的东西都不大够。写的很不过瘾，后来就转到报告文学的写作。但是写这个东西，一个是需要有思考，对这个问题本质的一种认识。另外一个，刚才那位朋友说了，要用良心、社会责任感。没有良心和社会责任感是不行。当时我分开写的时候我就考虑到范围，范围要好好的做好要勤勤恳恳的做好。我尽力而为这里面我讲到了三峡污染问题，我第一次，因为人大刚刚通过，准备建三峡，最后那么我公开反对肯定是不太对的。

 我们不能够公开唱对台戏，也不能够去拆台。那么只好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量的去补白，那么我就写了一个例子。做了一个批示，尽量对自己在尽可能的范围内把工作跟自己的责任良心有所统一。我为什么近年来写的东西多。我在国务院研究室也一样，我可以一般说至少不说假话。自己不同意的我可以不说，因为组织性纪律性的问题我可以不讲，但是不是讲话，但近年来我为什么写了厚望书写了这种《怅望山河》，我感到时间的紧迫，很多东西过了50年都忘记了，包括新安江水库（111：40）有将近五十年的变化，现在大家都知道千岛湖，有水下古城的发现，他搞的很轻松，而且水利部门负责人说我们这条大坝，是水库和人和谐相处的典型。这是世界大坝会议上的发言，就是水库、大坝和人类和谐一发展的一个典型。那么一般的老百姓群众就忘记了，我们曾经恩经受的苦难和付出的代价。就是从现在来计算到底合适不合适，

按照一个装机66万千瓦的一个水电站，发电量可能只相当于三四十千瓦的火力发电站，那么一年就是几十万的煤，相当于小煤窑，可是淹没了六百平方公里的地方，相当于一个新加坡。相当于半个香港。这么大的土地山林平地和城镇沉落地下去了，这个地价现在看也不值，就是经济核算也不值得，（观众插话：还有移民问题）。应该把快要淡忘的记忆。赶紧把他抢救出来，能够给我们的科学发展观提供一些教材，不管这个教材是反面还是正面的，我想推动这个工作也是很有意义的工作。现在都有爱国主义的教育基地，应该最终也算一个。谢谢！

问：我想问从哪个环节上可以改变现状，我想问两位老师是从思想上，我想说从一些具体制度上比如说土地财政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想问从更具体更科学的角度讲从哪个环节上改变？

 王军：你讲的土地财政是一种制度依赖，这毫无疑问的，因为在82年宪法规定的土地国家所有之后，始于国民政府时期的城市房地产税彻底没了，那么就产生了一种很大的矛盾，所以80年代城市的政府财政是最惨的，包括我刚参加工作一调查的时候有一句话嘛，就是叫车子跳城市到，就是路不好了，城市就到了。城市没有什么钱，因为他提供大量的公共服务。这个公共服务实际上是把土地的价格搞上去了，因为没有一个土地市场，他也不可能产生税收，等等，一切都不可能循环，那么88年宪法就搞了土地财政，就是土地使用权可以转让，那么土地财政这套东西来了。

 那么这个东西又发现不可持续，那么像环境问题，包括人文环境的保护问题，都跟这事有关系，因为你像欧美国家他是开设总产税了，他们就会趋向于保护文化遗产，保护自然环境，因为政府他把这个东西搞好了以后，他会提升不动产的价值，你比如说你把核辐、大气弄好了，这城市一定是上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