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闻 李启玮 黄丽君/文 学术界和工商业界对于产业政策的讨论近期甚嚣尘上,11月4日至5日,来自海内外的经济学者在深圳建言献策,不少专家认为,未来我国的产业政策,包括相关的创新政策,要进一步向产业技术创新支撑体系建设聚焦。
8月25日,张维迎发表了《为什么产业政策注定会失败》,主张废除一切形式的产业政策。两个星期之后林毅夫发表了相反观点文章,认为经济发展需要产业政策才能成功。
近两个月,林毅夫与张维迎这两位中国重量级经济学家围绕“产业政策该不该施行”爆发了激烈争论。这场争论不仅引发了经济学界争鸣,国家发改委也表态回应。
两位教授对“产业政策”各持己见,林毅夫强调“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张维迎则看中“企业家精神”在创新中的作用。
一时间,对于产业政策定义、技术进步是由企业家精神还是政府支持在推动、以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成为舆论焦点。
11月4日-5日,由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主办的第三届大梅沙论坛在深圳举行。论坛上,不少海内外经济学者和市场分析人士对产业政策的争议也讨论颇多。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刘东梳理了关于林毅夫和张维迎的产业政策的争论,他总结认为,张维迎称产业政策应该废除任何形式,因为只会导致市场扭曲,不能带来任何利益;而林毅夫则认为产业政策是必须的,因为资源是稀缺的,政府需要做外部的协调性工作。
本届论坛以“创新与 十三五 ”为主题,设有包括中国改革论坛在内的七场专题论坛,以及媒体领袖对话、智库对话两场专题活动。大梅沙论坛由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创立并主办,论坛以“国家治理现代化”为总方向,秉持理性、开放、创新的理念,聚焦十八大以来中国改革开放的新进程。
中国经济学者:需针对具体的产业做针对性政策
从产业政策须考虑国情出发,刘东指出,产业政策的设计需要从国际竞争的角度来考虑,产业政策能否有效实施是以营造国内的市场竞争环境为基础和主导的,而如何运用更加适度的政策手段促进产业技术创新,核心是如何采用适度的政策手段来推动产业的发展和创新。
“一刀切的方式已经完全不能适应目前的产业发展的极端的不平衡和巨大差异性,所以需要针对具体不同的产业做针对性的战略谋划和针对性政策,建立针对产业的、更加具体的支撑体系的建设。”刘东说。
对于产业政策的争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表示,要为中国探寻一个能够持续稳定发展的道路,需要把主要的注意力和精力放在密切地联系实际上,去研究一些基本问题。同时他也指出,目前国内关于产业政策的讨论仍停留在表面层次,真正设计得当的产业政策应该是能够强化竞争,弥补市场失灵的。
在演讲中,吴敬琏表示,中国政府在20世纪末期时加大了对产业政策的运用力度,以至于到了二十一世纪初期,在经济过热的情况之下,面对产能过剩,又用行政的办法去矫正这个结构的扭曲,于是逐渐形成了一套叫做“有保有压,有扶有促”或者是“有扶有控”的政策体系,甚至定期颁布产业目录,将产业分成“可扶持”和“可压抑”两类。
国际经济学者:日本宽松产业政策不是非常有效
一些国际经济学者也从本国或者其他国家的经验提出对产业政策的看法。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莫里斯主动提出自己的立场,认为政府对于任何一个经济体而言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他认为,很多在经济危机当中没有遭到重创的国家,一些国有、公共企业或者相关机构的表现还是非常不错。
但是,各国发展中的现实也让莫里斯担忧,他指出,产业政策造成一些直接代价,比如一些公共企业、政府企业的效益,会比一些非公有的、民营的企业要低。
来自日本的日本国际公共政策研究所理事长田中直毅以日本的发展经验指出,日本在20多年前,曾经经历信贷紧缩的时期,这是因为宽松的产业政策并不是非常有效,造成债务和财务等问题的严重后果。而这种影响直到如今也在持续,市场配置资源扭曲的情况也在持续,日本近几十年的经济都有所衰减。
田中直毅表示,日本的经济学界对中国经济发展非常关注,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对于日本,尤其是经济政策的管理来说有重大影响,这是日本的现实。他以日本经验建言称,或许宽松性的政策不是非常有效。
产业政策与创新过程需结合 促进企业生产效率
企业的创新来自于政府还是企业家自身进取?在诺贝尔经济学家詹姆斯•莫里斯的观点,他认为,很多的创新投资是来自于企业家的,但在中国,还是会有一些政府相关的交流和政策支持,才能够开启一些新的业务发展机会,而对于中国的当下,并不缺乏创新或者企业家精神。
产业政策也需要和创新过程结合一起,在国内的经济学者刘东看来,中国的产业政策,特别是围绕着产业创新过程的政策中,越来越从面向具体的产业的相关政策,更加向普惠式的政策过渡。
刘东建议,就产业政策本身而言,需要加快产业技术创新支撑体系的探索和建设,适应市场经济的产业支撑体系需要针对我国的特点,需要立足于全球化的背景,借鉴他人的经验,依托国家优势,而且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针对不同产业建立相应的支撑体系。
“首先要在产业竞争力上有突破,要形成产业的核心竞争力。而产业的核心竞争力的基础是产业技术创新,产业技术创新也需要有相应的支撑体系,所以产业技术核心支撑体系的建设,就需要为产业提供好的基础设施和环境。”刘东建议,未来我国的产业政策,包括相关的创新政策,需要进一步向产业技术创新支撑体系建设来聚焦。
中国经济不要轻易谈拐点
通过产业政策,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建言献策成为论坛主题,著名经济学家、十一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厉以宁先生认为,根据统计局最近所公布的材料,绝不能认为中国的经济远远没有到拐点。
在厉以宁看来,所谓经济拐点,就是从现在的下行改为一个长期、平稳地发展,而以他最近调查,煤的价钱上涨,所以很多小煤矿又恢复生产,铁价格上升,所以钢铁的销路也比较好。
但是,厉以宁指出,经济转型绝不是短期内能够完成的,往往需要较长的时间,因为有很多工作需要做,所以不要轻易谈“拐点”。明年仍然是在一个“稳中求进”的阶段,更多的情况还是一个“L”形,这是符合当前的现实的。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金融学教授许小年则指出, 除了市场的扩大以外,宏观经济效率的提高在很大的程度上依靠企业效率的提高,因此现在应该讨论的问题并不是经济L形的尾巴要拖多长,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要让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决定性作用。
正如不少与会嘉宾所言,许小年也对企业创新和产业政策之间的关系表示关注,他认为,企业效率的提高靠创新,但创新不一定需要高技术。创新既可以指为市场提供别人没有提供的产品、技术和服务,也指用一种可持续的方式,实现了比别人更低的成本.
许小年对于中国经济的未来充满了信心,他表示,政府已经很清楚地宣示经济增长新常态,这个经济的走势将是L形,企业现在升级换代,倒逼企业进行创新,一旦企业行动起来,中国的企业活力是很强的,微观层面一些企业正在发生变化,使他对中国经济的未来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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