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非

历史学家提笔书写一段民族/国家的历史，势必要从民族时间的开端娓娓道来。但他书写的对象往往在这段故事靠近“当下”的地方才获得可供辨认的形态，以供当代人有意义地去谈论。尽管也不乏发明成分，但英格兰可以骄傲地宣称自诺曼征服以来，其稳定的政治和文化延续从未中断。然而欧洲后起的诸民族必须在近代化的历史进程中（被）决定自己是谁之后，才能反过来拥有自己的过去。这对于19世纪到20世纪才逐渐建立现代民族国家雏形，并一直到20世纪后半才真正获得政治自主的东欧诸民族来说，显得更为真确。这一特点也反映在东欧民族的历史写作中：每一个国家的国别史都不可避免地大段交织属于“他国”的内容。当谈论乌克兰历史时我们无法回避波兰和俄罗斯；当谈论波兰时，我们的目光将被引向整个欧洲。

近年来因为地缘政治冲突暴起，乌克兰被摆上国际政治的前台。相较而言，与它唇齿相依波兰是一个不太引起注意的国家。这对经历了数百年动荡，而获得稳定发展不足半个世纪的波兰来说，毋宁说是一种祝福。浦洛基教授的《欧洲之门》为新入门的读者提供了乌克兰历史的良好向导，而波兰裔英国历史学家亚当·扎莫伊斯基的《波兰史》则是近两年难得的全面生动介绍波兰历史的普及著作。在这部通俗晓畅的通史中，读者们会充分领略到波兰历史的曲折壮阔。

比起“乌克兰”富有争议的起源和充满分裂的认同与历史，波兰国家有明确的开端。公元1025年，统治波兰大公国的皮雅斯特王朝的博莱斯瓦夫一世在格涅兹诺的大教堂将自己加冕为波兰国王，并在同一年去世。在戴上王冠之前，博莱斯瓦夫尽可能地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基础。他打败了富有野心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利用联姻关系攫取了大量属于罗斯国家的土地，尽可能和罗马教廷搞好关系。在此后数百年皮雅斯特王朝支离破碎的统治中，统一的波兰国家与其说是一个现实，不如说是一个文化和封建名号。但无论如何，波兰从此作为一个无法被磨灭的政治/宗教“印象”登上历史舞台。

我们当代人很容易建立起从皮雅斯特王朝到现代波兰共和国之间的传承谱系，而波兰人民也未尝不愿意接受绵延历史的赞礼。但是在文化与符号表面的延续性之下被掩盖的，乃是其背后政治和文化实体经历无数断代和再造的现实。19世纪新兴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运动将自己并未存在过的乌克兰祖国追溯到“智者”雅罗斯拉夫的基辅、中世纪的加利西亚-沃利尼亚王国、已经覆灭数百年的哥萨克酋长国，哪怕波兰、俄罗斯、奥地利在这些土地上的统治稳固而长远。相对而言，“波兰”是一个延续千年的名字，其传承的真实性毋庸置疑。然而在阅读中，我们必须时刻提醒自己，在不同的时期和语境下，“波兰国家”有着非常不同的内涵。而波兰的不同内涵——无论是想象中的、还是现实中——之间的转变与磨合，本身就是波兰历史中的重大主题。

熟悉西欧历史的读者容易将中世纪欧洲的东南边界划分在地中海和喀尔巴阡山脉之间，在教皇的宗教权威不能企及的地方，是拜占庭希腊和伊斯兰帝国的势力范围。然而皮雅斯特的波兰——马佐夫舍、大波兰、小波兰等公国——是拉丁基督教世界的当然成员。他们以庄园制度作为自己的经济基础，以骑士精神结成武装，靠着修道院和教会提供文化和行政上的进步与社会凝聚力。中世纪的波兰并不是边陲。波兰在文化和认知上被主要的欧洲国家边缘化，源自宗教改革和和中世纪的政治-宗教综合体瓦解后的一系列巨变。

正如一个典型的欧洲封建王国一样，仅仅在博莱斯瓦夫开疆拓土两代人之后，统一的波兰王权就分散为至少五个大公国，分别由皮雅斯特王朝的后裔们统治。波兰名义上的统治者的地位随着世事起伏而在国王和大公之间反复变换。这些后裔王公也无法将手中的权力保持，而进一步分散到教会、小贵族、地方实力派手中。到此为止，波兰和神圣罗马帝国、法国的早期封建在外观上并没什么重大区别。

扎伊莫夫斯基指出了这种相似的表面性：和西欧的封建领土往往在不同的“外国”统治者之间随便转移不同，统治波兰诸公国的大小贵族们很好的维持了自己的在地性。和西欧严格的以上下级关系维持一套严整的封建制度不同，波兰的贵族（施拉赫塔）们对国王和自己名义上的上级有着更大的话语权和腾挪空间。虽然统一的王权不断分散破碎，波兰的贵族团体则通过教会和对皮雅斯特王朝的认同，发展出一套独特的同侪身份。随后的历史将会一次次证明，波兰贵族共同体的发展不但塑造了中世纪和近代早期波兰国家和社会的形态，也为波兰留下了复杂的思想和政治遗产。

后三十年战争的动荡时代，绝对君主制孕育了近代早期的领土/民族国家，莫斯科沙皇国的伊凡雷帝正在以鲜血和恐怖为新生的俄罗斯帝国施洗，而波兰却在近代化的大潮中沦为地缘政治的失踪者。在17、18世纪人看来，联邦混杂了封建制和古典共和精神的奇怪制度像是旧时代的遗物和时代措置的怀古怪癖的混合。马基雅维利和休谟都将波兰共和国的衰败视作其制度劣势的堂堂铁证。

站在当代人的视角，我们有机会摆脱自己们的偏见：波兰立陶宛联邦晚期无政府的混乱众所周知，其自由否决权制度（Lbierumveto）臭名昭著。但一个内在孱弱的制度无法在两个世纪的发展后迎来所谓“黄金时代”。因此更值得关注的问题是：波兰立陶宛这个把限制中央专制权力当作最高目的、看似低效荒唐的政治制度，是如何在长达两个世纪的时间内在强邻环伺的东欧平原站稳脚，实现扩张和繁荣的？比起过分关注波兰被后起的帝国和专制君主国瓜分吞并的命运，我们也许更应该考察波兰国家早期的成功以及这种成功所依赖的条件和环境。只有理解早期波兰国家为什么“行得通”，我们才能更好把握为什么它在近代早期疾风骤雨的变革中落伍而变得“行不通”，进而明白为什么近代的波兰会付出如此多痛苦的代价。

无可否认，波兰在中世纪晚期的成功部分出自运气。14世纪席卷欧洲的黑死病摧毁了西欧的社会秩序，却放过了东欧和波兰。在从骑士团国家手中夺取东波莫瑞（波美拉尼亚）后，维斯瓦河与波罗的海港口格但斯克为波兰的贸易提供了便利的条件。整个14至16世纪，波兰通过自己粮食、经济作物和木材的出口积攒了数不胜数的财富。贵族崇尚奢华的风气愈演愈烈，贫富分化和劳动力价格上涨摧毁了自由农阶级，催生了事实上的农奴制。在未来，这些现象都会被视作联邦的无能恶政被反复提起，但在当时，这些不过是波兰国家的成功带来的副产品。

然而或许最重要的是，联邦国家的政治安排在很长时间内很好地适应了其所处的政治环境。中世纪的欧洲是个多孔的世界。民族、信仰、团体犬牙交错。近代早期的政治理论家是第一批“现代人”，他们塑造了我们认定一个良序的政治社会应该如何组织的直觉。在他们看来，多孔的、缺乏中心政治权威的政治秩序是中世纪特有的令人深恶痛绝的恶德。催生了软弱、无政府和贵族的横行霸道。但是看破他们——或者说我们——的前定之见，不难发现包括波兰在内的中世纪秩序是以不同于现代的原则所组织起来的，它有其局适应性的限度，但并不总是无能。波兰立陶宛联邦作为基督教欧洲的边疆，统治、容纳了难以想象的多元性性。立陶宛虽然名义上归属天主教，但基本上还是异教的天下。罗斯地区和哥萨克是虔诚的东正教徒，波兰人“解决”宗教问题的方式——“制造”乌克兰希腊礼天主教——反而又让局势变得更加复杂。西班牙的伊莎贝拉开始大规模迫害犹太人时，许多人选择定居到波兰。无地的德意志农民、骑士团的骑士、甚至东方的穆斯林都在联邦国家内享有特殊的法权地位。维尔纽斯、克拉科夫、格但斯克等联邦内最大的城市往往并非波兰人占据主导。他们是德意志人、犹太人的天下。鼎鼎大名的汉萨同盟城市有很多成员是波兰领土内的国中之国。

究其根本，中世纪的波兰国家并不是一个领土-族裔-文化-宗教追求“同质化”的现代政体。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波兰共和国能够在中央权威缺位的条件下成功将这一锅大杂烩维系为一个实存的政治体，所依赖的正是其数量庞大的贵族团体的统一波兰认同，以及相应的贵族民主制度。中世纪波兰国家是波兰人国家。但“波兰人”的定义却是通过贵族身份来界定的。成为“波兰人”并不意味着你必须是个说波兰语的天主教徒，但是你必然是施拉赫塔的一员，享受贵族的人身权力、承担贵族的军事义务、参与联邦国家的民主机构。警惕专制的波兰缺乏中央财政所供养的常备军。相较于其广阔的领土，联邦可以随时调动的专业军队少得可怜。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波兰贵族自身的强大实力和尚武传统弥补了这一缺陷。即便在经历“大洪水”之后，联邦的国运开始走下坡，波兰国王扬三世·索别斯基在1683年的维也纳之围中的耀眼表现仍然展现出波兰的军事实力最后的余晖。

波兰国家的扩张并不以消灭自己领土内的多样性为代价，但确实伴随着波兰的文化与制度的逐步扩散。哥白尼上火刑架的形象永远把中世纪波兰和天主教会的野蛮联系起来。但是波兰的法律极其强调不同信仰之间的和平共存以及信仰的非强制性。“波兰人”在是任何民族、文化、宗教身份之前，首先是一个政治身份。对这一共同政治身份的认同让波兰贵族群体严格限制其内部不同信仰和文化间的冲突。这又把波兰和典型的欧洲中世纪国家区分开来。在宗教改革最为紧张的时刻，波兰没有发生大规模的迫害与宗教冲突。在宗教改革的关键时刻，波兰国王没有选择追随英国的亨利八世，建立波兰的民族教会。反宗教改革的天主教和耶稣会牢牢掌控了波兰的信仰缰绳。但是不论耶稣会和虔信天主教的国王如何想把波兰统一在罗马的旗帜下，波兰国家的法律和政治传统都有力地抵制了他们的企图。席卷欧洲的宗教战争和大规模教派冲突并没有在波兰爆发，这是被现代人所忽略地一个重大成就。

随着时代的巨变，波兰国家所处的内外环境急剧恶化，而波兰制度引以为豪的弹性与多样性也逐渐到了其伸展的极限。一言以蔽之，在一个横向和纵向都变得更加“致密”的世界中，联邦国家这样的“多孔”社会将丧失容身之地。随着哥萨克的传奇英雄赫梅利尼茨基掀起“大叛乱”，波兰进入历史上被称作“大洪水”的悲惨时代。乌克兰的领袖出乎意料的一再击败联邦所集结起来的军队，波兰缺乏常备军和统一调度的军事机构的弱点暴露无遗。更糟糕的是波兰内部的空虚和分裂让强国瑞典和俄罗斯帝国趁虚而入，联邦国家沦为两强争霸的斗技场。而瑞典士兵们似乎对抢劫富裕的波兰有着绝大的兴趣，一路烧杀抢掠，尽情释放汪达尔主义的破坏。波兰共和国再没有从这次打击中恢复过来，尽管有着扬三世·索别斯基这样的中兴之主，共和国还是不可避免迈向被三次瓜分的结局。

然而“大洪水”所揭示的是个更深的变化：多样性在即将到来的近代化集权国家大战中将会是无法容忍的负资产，任何想要幸存的政治实体都要及时做出牺牲和取舍。变革不但必须，还要和时间赛跑。在欧洲宗教和封建共同体瓦解，“地缘政治”成为现实的近代早期，“国家”成为政治社会的核心，横向和纵向的整合成为国家建构的关键。稳定和统一的中央行政机构，法律和行政对经济和社会生活愈发繁复的规制，宗教边界与政治边界的重合，贵族和精英阶级对经济活动的广泛参与，是实现近代化转型社会的突出特征。但其中每一项都让以“波兰人”（波兰贵族）自豪的联邦国家难以接受。

他们为此承受着相应的代价。自17世纪开始，臭名昭著的“自由否决权”开始在波兰议会中泛滥。任何议员都可以一票否决整个议会立法议程的“核武器”有效瘫痪了联邦国家在中央层面的政治活动。染指波兰内政的俄罗斯和普鲁士等国发现这是阻止波兰改革、复兴的趁手工具。所以一方面收买名不见经传的议员扰乱议会立法，另一方面通过煽动分裂和争斗，破坏波兰自身改革自由否决权的任何努力。波兰贵族养成了挥霍和消费的习惯，却没有像他们的西欧同僚那样参与到新兴的资本主义式生产中去，而继续在过时的农奴制庄园经济中抱残守缺。随着拉丁语作为欧洲通用语地位的终结，波兰丧失从中世纪跨国文化共同体中汲取智慧的门路。属于斯拉夫语族的波兰语对罗曼语和日耳曼语的欧洲来说过于晦涩，这极大的阻碍了东西欧之间的文化交流。

波兰并没有简单地束手待毙。即便在沦为俄罗斯事实上的保护国之后，波兰的精英和知识分子也仍然为祖国的复兴做出努力。1793年的“五三宪法”是这一伟大共和国在临终时给自己后代献上的赠礼。在这部宪法中，波兰国家废除了自由否决权，建立了多种现代化的行政机构，规范了广泛的民主权和自由权。但是不管这部宪草获得多少欧洲进步和启蒙人士的赞赏，他仍然是波兰的传统与现代化的要求之间妥协的产物。五三宪法中的波兰国家仍然想维持中世纪的规模多样性，同时拒绝近代化的帝国政治，和同质化的民族国家。波兰贵族中诞生的政治认同是否足以建立、和维系这样全新的政治体系只能永远留待我们猜测：随着1793年落下帷幕。波兰立陶宛联邦作为政治实体不复存在。不论是在地的还是离散的波兰人，都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波兰和波兰人从中世纪的遗存一下跃升为全欧洲激进主义的火药桶。这与其说是因为波兰人格外偏爱启蒙政治哲学，不如说他们正确认识到，波兰复兴的任何希望都必须以灭亡他们祖国的“反动”的三大陆地帝国——普鲁士、奥地利、俄罗斯——的解体为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