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 阎纲

 三联书店80周年了，时间过得真快。提起三联书店，我自己有种特殊的感情，一个是它继承了巴金的一些优良传统，而巴金是我最心仪的人物之一，尤其是他说真话的勇气和他的追求，影响了一代文学家、艺术家和作家。三联就是要走巴金出版家的路子。另外一点三联书店出的书文化品位很高，这是有口皆碑的。在一点就是我自己有幸也在三联书店有部书稿。这本书写的怎样，我自己都没有把握。但有一点就是不论你这部书稿怎样，责任编辑都是非常认真。字斟句酌，而且和作者完全平等协商的态度。这让我非常之感动。总之，三联书店光荣的80年，希望三联书店永葆青春。

作家 吴泰昌

 我最早与三联的关系是我作为它所出的那么多好书的一位读者，不管上中学、大学期间都是这样的。慢慢到了四人帮刚打倒、改革开放刚开始后，三联当时还在人民出版社。在《读书》杂志创刊前后，我和三联的关系比较密切、接触比较多一些。由于我工作岗位的关系，所以我和三联联系的也比较多，经常参加三联组织的一些活动，自己也为《读书》杂志写稿，也为三联编了不少书。到最近这今年，也成为三联的众多作者之一，自己也在为三联写书。总而言之，我是一个喜欢书的人，三联成为我的好朋友，而且还是一个格调、品味都比较高的朋友。

另外从思想的敏锐开放说，这方面也是能够为广大读者所感觉到的。因为它出的不仅是有学问好看，而且从思想上、学术上说，他都有一个跑在前边的启示作用。另外它经常出版很多一些底蕴比较深，积累很多、它能够挖掘整理出版。所以我比较喜欢三联的书，我要读一辈子书，和三联成为更好的好朋友。相信三联会出更多更好的，大家更喜欢的有品位的书。

80周年在一个世纪看起来是很漫长的岁月，一个出版社能存在80周年，越走越顺应时代的潮流，越走越好，让更多的人更加爱读三联的书。三联在我们目前的出版界，名声、牌子创的更响亮，更加成为名牌。人活到80岁，已经是很成熟了，但这种成熟对三联来说是更加有为、更加年轻、更加展翅。

现在我们国家的出版界都在竞争。三联更有它的条件，有它历史的渊源，有它的传统，又能够很好的适应目前时代不可违背的潮流，能够发展的更好，这是一个老读者的祈愿。对一个出版社来说它是一个没有年份的，永远三联，它的人员、它的老总都在换，但是三联应该是应该留下来，他是一个既年轻又成熟又活跃又充满生命力的出版社。我会继续努力成为三联的读者，我还会继续做三联的作者。

作家 陈四益

 我觉得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三联书店在中国思想界从封闭走向开放起了很大的作用。在当时，知识分子的书架上没有没有三联书店书的。那么它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一点？我想一个是它在思想上比较兼容，开放，能够容纳不同的流派不同的思想。另外一个它联系了广泛的作者。这个作者群几乎是荟萃了中国文化界的顶尖人物，有这两点我觉得三联书店在当时各个出版界中的影响我觉得是非常大的。希望三联继续努力，继续为文化界提供更多的好书。

今年是三联书店建店80周年，希望这个出版社能越办越好，能出更多的好书。为文化界为中国文化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学者 钱理群

 还是从我和出版社的关系说起吧。与三联，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80年代初三联的《读书》杂志很破例的发表了我和陈平原、黄子平的《三人谈》。这件事对我们影响很大，因为那时我们在学校都没什么地位，是三个“年轻人”。当然实际上我已经不年轻了，但当时被学界认为是年轻的。而《读书》居然连续的好几期发表我们三人的文章，这是要有相当胆识的。而且我们三人走上学术道路和这篇文章的密集发表是有相当关系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是三联把我们推上了学术的位置，这是我一直难忘的。

第二个难忘的是，我后来又陆续写一些学术随笔、思想随笔，而我写的思想随笔一般都比较尖锐。所以我的一些思想随笔比较难出，很多出版社都不出。后来三联给我出了《生命的沉湖》(这个和郑勇有关系)，因为《生命的沉湖》内容是相当尖锐的，很多出版社都出不了，搞了很多年，最后在三联出了，这是对我很大的支持。我觉得三联还是显示出一种学术眼光及学术胆识的，因为一些具有批判性的比较尖锐的东西，实际上背后也是立意上比较有创造性的东西，一般出版社比较难出，而这是就要看出版社的胆识和勇气了。

第三件事情就是，我的《与鲁迅相遇》出版，这个出版是和编辑的策划有关系的。编辑策划了一套叫“三联讲坛”的系列，“三联讲坛”这套书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出版社来组织的。“三联讲坛”组织了一批学者，其中大部分是我的朋友或我的学生，我们出的这套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从这件事情，当然也有别的一些出版的经验，就想到一个很重大的问题，就是学术出版社不仅应该出书，同时某种程度上它应该起到学术组织者的作用。

由于我们现在学术著作的出版是纳入到国家计划中去的，所以现在一些学者写书很习惯于“我要写一本书，首先要纳入国家计划。纳入到国家计划，拿到国家经费，然后我再写书出书”。最近几年，政府也越来越高度自觉地组织这种由政府出面的学术组织工作。作为一种国家行为，这当然是有必要的。但是我觉得出书是不是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这种由国家出面组织的出版有其一定的优势，但也可能有一定的局限性。我一直在想能不能有那么一种民间的组织方式，那么我觉得出版社就应该起一个很好的组织作用。因为特别是一些规模比较大的学术工程，如果完全靠个人很困难。但是出版社是可以利用自己出版的资金及出版社的影响出一套书。比如像刚才说的“三联讲坛”，它可以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一些重要的作者来出书，那么出版社就介入了这个学术著作的写作过程。出版社不是后来得到这个作品，而是一开始就介入这个组织工作。这样就把学术著作的写作、出版包括之后的发行、流通成为一条龙，我觉得一方面从出版社来说可以保证有精品，从学术组织来说我觉得这是一种民间的学术组织方式，其实这几年我比较多的是用这种方式。

我们出过一套《现代文学编年史》， 200万字，4卷本的一个学术著作。它的组织方式是我与北京大学出版社合作的，也就是由出版社先进行前期的投入，然后由出版社出面，由我主编来召集全国的、我挑选的最好的学者，然后我们大家一起在做这些学术组织工作。出版社从一开始就介入，我们开过几次学术讨论会，出版社也都参加了，这样就可以搞成一个大的、民间的学术出版工程。我觉得我这样做一定程度上也是得到了三联出的那套书的启发。

从我的这些书的经历，我就想到了出版社实际上是可以发挥三个很重要的作用的。这也是我对三联更进一步更自觉地这样做的一个期待吧：一个就是应该支持学术新人，我和很多出版社都谈过这点。我说你们不要老盯住那些已经成名的作家、学者。因为已经出名的作家、学者找他出书的很多，他不一定把最好的著作给你。应该找什么样的人呢？应该找那些已经准备的相当充分，但是他还没有找到机会，就是那些要出来不出来的学者。

其实当年我和陈平原、黄子平就处于那个地位。我们已经准备得很好很充分了，但是由于我们当时所处的学术地位，影响出不来，这个时候你来找到我，我一定把我最好的著作给你。彼此建立信任之后，你再找我出书，我就比较容易的优先考虑把我比较好的著作给你。所以我觉得支持学术新人，尤其是我刚才所说的那种要出来不出来的学者，我觉得这在出版社来说是第一功能。这同时也是培养你自己的作者，也是需要眼光的。

第二个功能就是要支持那些有创造性的、批判性比较强的、有争议性的作品。因为这些作品实际上质量是比较高的，但另一方面他也是急需帮助的。我觉得出版社应该有一定的胆识。第三个就是我说的能不能起一个民间学术组织者的作用。我觉得三联这方面过去已经做得很好了。希望以后继续在这三方面再做更多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