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 白烨

三联书店80年，回过头看，我觉得三联书店是中国出版事业的一个缩影，是中国出版文化的一张名片。80年来他出了很多好书。我以前是三联书店忠实的读者，这些年来和三联书店合作，给他们编了很多好书。在合作过程中我发现三联书店很有品位，很多书是文化角度的、人文角度的、学术的，是非常有品位有活力的。他虽然是一个百年老店，但是他对当下当代人的精神生活、文化生活都特别关注。在这方面也有很多非常好的选题。所以三联的书构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信誉，只要是三联书店出的书，大家都很信任，我自己也是一样的。所以我隔几天会到三联书店看看，看看三联书店出了什么新书没有，他对我来说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图书信息，也是一种精神滋养。

我希望三联书店面临文化大背景、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新的背景下，发挥自己百年老店的文化优势，能够在出版事业中起义中引领作用，把我们的核心文化，我们认为主流的或者说和学术文化相关的正面的、学术的读物的东西能够强化，使它能够在整个出版多元化的状况下起引领作用和主导作用。我自己当然还会和三联继续合作，以前是读者，后来是编辑，我希望将来能够成为三联的作者。

学者 陆建德

 我想一个文化机构年岁越大越好，三连现在已经80岁了，但是我觉得还比较年轻，我迫切的希望看到三联米寿的时候会有怎样的景象，那是88岁。然后还有梅寿，就是还有更长。三联虽然是一间老店，但是它在传播新知方面出的力气还是特别多的。天道酬勤，三联的编辑和领导都特别的勤快，对国内学界各种走向了然于胸，总是能请到一些最优秀的作者来做一些最出色的事情。希望三联以后的某一天（我是肯定看不到了）庆祝他开店800周年。谢谢！

学者 茅海建

我和三联书店的关系主要是因为人民出版社。三联书店以前的历史我们作为历史研究者是知道一点的，但更多是私人关系。因为三联以前是人民出版社的副牌，后来成为一个独立机构。沈昌文、董秀玉、林言椒、潘振平也好，都是从人民出版社过去的。当时由于各种原因，作为副牌倒是可以出点好书，作为正牌好像书还出不来。这大概是在当时的环境中用一个比较中立的观念的出版机构来出现的话，反而保留了那个时代出版行业的一些精品。现在再去看，应该说这些书在五六十年代的特殊情况下的特殊政策，这个特殊政策在后来一直延续下来了。就是三联可以出一些不那么政治化，相对学术化的著作，我觉得这是几个当家人都特别注意的一点。所以我想三联书店今天在我们学术界有这么大的名声，很可能就是坚持学术化的路线是有关系的。而且在那么困难的环境中，坚持那么多年。现在就变成一个非常好的出版机构了，这个就不能举例去讲的。

实际上有很多很学术的出版机构，当年更多的考虑了旁骛，走了很多很多弯路。我想三联书店的领导人应该清楚这一点。这一点使得三联书店在读者、作者方面有很大的信誉。我自己的书目前来讲版权都在三联书店，外边有很多人希望版权转让，我想就算了。第一点因为他们做的很好，第二点卖得也很好。如果其他出版机构说我们也能卖，那大概要看怎么卖法了。所以说这个数在学术书方面是比较好卖的，就使得很多很多学术作者喜欢这家出版社，这家出版社因为他的学术方向，因为他最终的宗旨符合了很多读者的心理，他们愿意买三联版的书。同样是学术书，三联版的书应该是卖得好的，这一点市场上也是认可的。所以我想这个是多少周年也好，以后不管多少周年也好，希望这一块不要放掉，这对读者、对作者都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想这个真的不容易，在复办之后的应该说历史不长，在复办的过程中能建立这么高的威信出来那是太不容易了。所以我想大概是应该祝贺的它在全国范围内读者心目当中最好的学术出版机构，也希望这个机构在很长的时间当中在这个方向上不要动摇。因为挣钱总是有办法的，还有很多办法可以去解决这些问题。可是如果把这块牌子砸了，那可就在也弄不回来了。而且由于这块牌子砸掉了，那他和读者的联络线，甚至是作者的联络线都断掉了，那就更麻烦了。他手里没有好的稿子了，这一点来讲一个方向一个宗旨是重要的。

第二点来讲三联的编辑和作者的关系是蛮好的。无论是老总、责任编辑，他们能够和作者建立一个比较好的关系，所以说很多作者愿意把稿子交给他们。这也是重要的一面。如果没有好的作者群，对一个出版机构也是一件麻烦事。

与我合作的编辑已经合作很长时间了，一般我有稿子也都是交给她（孙晓琳）。很多出版社都说，“毛海建的稿子你们，拿不到的，他都交给孙晓琳了。”导致很多编辑抗议，说我都已经跑到中华书局去了，现在稿子还在三联这里。可我想还是算了，和一个编辑合作时间长了，也不必换了。所以在三联出的书现在大家知道多一点的可能是《天朝的崩溃》。其他书也都在那里，最近出的是《戊戌变法史事考》、《戊戌变法史事考二集》，还有《康有为<我史>鉴注》都在三联。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特别重要的是他的学术地位的确立后，使得这些著作在读者心目当中受到了欢迎。

2004年我写完《戊戌变法史事考》，交给孙晓时，我完全不知道这本书可以卖，因为那是非常烦人的考据文章，写得又非常长，大概50多万字。一共就5篇文章，其中最长的文章16、7万字。当时第一次印刷的时候也不知道谁批的，一下子就印了7000册。我想这样的书大概要卖10年吧，可一年就卖完了，第二年就加印了。加印时因为怕很多影响，我连看都没看，他们就印了印了5000册，连修订的机会都没有，他们如果不印，市场上就没有了，接着又印了1万2千册。当时印7000册的时候我朋友说你这个书最多卖3万册，如果剩下来摆地摊的话才叫“人不毁自毁啊”，这种东西没有人要看。现在1万2千册，2005、2006年加印5000，卖完了。现在又印第三版了，又印了4000册。大概来讲也就是有这样一个有学术影响力的出版机构才能够把这样的学术著作通过学术的渠道而不是通过其他渠道销售到这样的数字，所以我对这件事情心里也是心存感激的。因为我们这样的人到了这样的年纪心里也没有其他的想法，也做不成其他的事，也就是在一个大学里或者在一个研究机构里做点和学术有关系的事情。剩下的我们也不能做什么。

所以我想，这样一个出版机构，这么一些人挺好的。第一个是比较有地位的学者比较容易看得清楚。有一批青年是从三联那里起来的，这就很重要。作者的队伍不是总是靠老作者的，要靠每年发现新作者。我们也是第一本书就放在三联出版的，《天朝的崩溃》当时也发生很多情况。三联成立80周年了。我对80年来讲，想说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坚持学术的方向。坚持学术方向重要的一点还有就是每年还要发现新作者。因为老作者比较容易判断，新的作者才能有新的读者队伍，这对出版社长期保持青春也是蛮重要的一点。如果没有学术性的东西，这个出版社不可能长存，如果没有新的读者、新的作者，也很难想象吧。

学者 陈平原

1998年我曾经为三联书店50周年写过一篇文章《三联的学术使命》。今天再为三联说几句话，我马上意识到一个问题，1998年的50周年其实是从1948年说起的。今天三联书店想纪念80周年其实是从1932年说起的。1948、1932一个讲的是三联书店的合并，一个讲的是生活书店的创办。而背后的变化，如果说早年纪念三联书店,更愿意从1948年为了迎接新中国成立三个左翼的出版社联系在一起成立三联书店，那么背后的思路实际是政治式的思路。而今天强调邹韬奋的生活书店的创办或许更多强调的是思想史文化史的思路。而我更认同于后边这条思路。所以从1932年说起，不仅意味着拉长了店史的时间，更重要的是可能意味着某种思想潮流的变化以及出版社对自己定位的变化。这是我第一个想说的。

第二个想说的是，为了今天的纪念，我清查了一下我总共在三联书店（北京的三联书店）出过11本书，包括写的和编的。在香港的三联书店出过3本书。但即便如此对于许多三联书店的铁杆作者来说，我仍算不上。其中一个原因是我主要的学术著作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这个定位从一开始就认识到，而且这个定位其实是我对三联书店的理解。某种意义上来说国外大学的出版社承担学术著作的出版，商业出版社承担商业的、思想的的、文化的、生活的著作的出版。而我对三联书店的定位其实更倾向于文化、生活、思想而不是学术。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的大量的学术性的书不在三联出版。虽然李昕再三告诉我希望我在三联书店出版文集，但是我认为我现在还不够格，希望让我再奋斗十年，有一天我能够在三联书店出版文集，那是我的理想，现在还达不到。

我想说的第三个问题是我对三联书店的理解。第一点想说的是理想而且坚持。其实出版比起卖菜或从事其他的科技事业来说是不一样的。某种意义上里边带有很多理想主义的成分在里边，办教育办出版都有这种成分在里边。所以我说，首先是生存，然后是发展。对出版社来说首先是这样，尤其是三联书店这样的出版社。

很明显，从我到北京开始看着三联书店这几十年走过来，我知道一开始生存是很艰难的。首先是生存，生存然后是发展，发展后能坚持自己的理想，这是我对三联书店的表彰。因为我知道在中国，出版是垄断的，所以在中国出版生存不是很艰难，比起国外的出版社，比起香港台湾的出版社，在中国大陆做出版，对出版社来说其实经济压力不大。但是很多出版社赚钱赚上瘾后很难回过头来坚持自己最初的理想。我钦佩三联书店的是至今还保留一种理想的情怀，这是第一个我想说的。

第二我想说的是独立而且清晰。其实大学、出版社以及具体的学者都是这样的，有自己的风格是很难的。有自己的独立的立场、风格、品格，以后让你一眼就看的出来，这样的出版社极少极少，而三联是其中的一个。问题是三联这个清晰的定位至今仍然没有动摇。中间有段时间稍稍有点摇摆，但是又回过头来还保持这个独立的定位。今天我知道大家都在希望跨学科跨领域来发展，以后取长补短，力图在自己的行当里边什么都有、什么都吃，导致的结果是很多出版社的定位越来越模糊，越来越模糊的结果从长远来看是非常不利的。三联书店有自己独立的品格，我希望它坚持下去。

第三个我想说的是介入而且持续。我说介入是介入当代的思想潮流、影响当代的社会生活，这是三联书店比起其他出版社来说很不一样的一点。我知道所有的出版社都必须赚钱，也能获奖，也能出版能站在学者的书架上的好书。但是三联书店一个不一样的地方，起码从70年代末到现在我看到的是他能够直接影响当代的学术潮流，而这一点别的出版社很难企及。当然这里边有一个具体的因素就是，三联书店有《读书》杂志，1979年创刊的《读书》杂志，后来又有了《三联生活周刊》。两个杂志的定位不太一样，但两个杂志前后相接。当然今天《读书》杂志的影响力有所下降，但《三联生活周刊》又起来了。两个杂志羽翼了这个出版社，使得他能够介入当代的思想潮流，影响大众的日常生活。而这一点是其他出版社包括我所熟悉的、钦佩的很多出版社做不到的，而这是让我欣慰的。一个出版社，不仅是出好书而且影响当代的思想潮流，这是令人期待的。我希望三联出版社能继续往前走，而且一路走好，谢谢。

学者 刘小枫

三联书店已经年满80周年了，已经80周岁了，三联书店高寿。我要祝三联书店长命百岁，因为三联书店是我们国家出版高雅品质的书的“殿军”，现在这样的出版社已经越来越少了，所以我祝三联书店长命百岁。

学者 赵京华

三联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家园，所以80周年我衷心希望三联书店越来越繁荣昌盛，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家园，我和朋友们经常讲，我们这些做人文科学研究的都有三联情节，比如每年我们要做三联与作者的联谊会，我们是必到的。我个人从03年开始在三联出版译著，07年在三联出版专著，我个人是非常荣幸，因为我的书，无论翻译还是著作能在三联出版这是非常高兴的事情。那么在今天整个世界如此发展的状况之下，人文科学要发展，出版要为人文科学的发展做更大的工作，所以我希望80年的老店在未来再创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