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 甘阳

 三联书店80周年，我觉得我比较有幸在三联书店86年复刊以来，和三联书店关系都比较密切。当然不仅是我，我经常在想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三联，特别是复刊后25年和知识界有这么多的朋友，别的出版社也都很努力，但是三联很自然的有一大批的知识界学术界的朋友，这个大概是三联最大的一个特点。我现在想到的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三联可能历来不是把自己放在一个仅作出版，更不是靠出版来赚钱这样的一个机构。三联从我们开始认识，从范用、包括沈昌文、董秀玉，一直到现在最新的李昕老师，他们自己把自己作为一个文化人来看待，文化人和文化人之间的关系比较自然，这是我希望三联一直能够保持下去的，也就是三联的这个传统能够保持。

三联以后总要补充新的员工，新的编辑，能够使他们明白，不要把三联作为一个纯粹的商业出版机构，而要把三联作为一个文化机构、知识机构在先，我觉得如果三联丢失了这个传统，那么三联也就不再是三联，这大概是我的希望和担忧。但我的希望大于担忧，因为三联就目前来看，应该是和我们86年以后所认识的三联有相当延续性的一个三联。

学者 陈来

我和三联书店打交道是80年代。80年代中期，在北大中国社科院一些年轻的学者组织了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这个编委会当时的主要工作是译介20世纪的西方重要学术。就设想了两个系列，一个系列是现代西方学术文库，里边说的是专门的、重要的学术经典，比如《存在与时间》、《存在与虚无》，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有的部头非常大，翻译十分辛苦。还有一个系列是新知文库，部头比较小，大概在10万字左右，个别可能还不到10万字，有的10万字多一点，涉及的问题和当代西方学术关系比较紧密，很多有启蒙的意义。

这两个系列当时策划之后就寻找出版单位，三联书店1986年恢复独立建制。我想三联恢复独立建制时也需要比较好的、规模比较大的出版计划与其合作。所以可以说是天作之合。正好赶在这样一个机会，三联需要一个和它的出版性质比较贴近的、介绍现代西方学术、现代西方文化这样主题的大型策划；而社科院和北大合作的青年学者也需要一个比较好的出版平台接受他们的计划，所以两者一拍即合。我和三联书店的认识也从这时开始。

1986年的夏天，当时文化中国编委会的主编是甘阳，我们一起到三联和三联的老总谈合作的计划。当时老沈、老董都在，大家在一起十分严肃的讨论这个计划，气氛非常凝重。凝重只是表示大家态度正式，并不表示计划开始遇到困难。计划进行非常顺利，到了1986年的秋天，光明日报打了广告，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和新知文库分了好多辑，每一辑有一二十种。当时规划的书目有上百种，囊括了20世纪西方学术最重要的文学的历史的重要著作。这些著作在87年以后陆续出版，应该说对1987年之后的中国学术界，特别是80年代末、90年代直到今天中国学术大踏步的前进起了重要的支撑作用。没有这一批的学术著作，像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当时的人文学界大多是人手一册，韦伯的书在人文、社会学界也是人手一册，小本的书读者面更广。所以对整个80年代人文思想的养成，对当时大家在学术界怎样把中西方学术结合起来应该说是做了非常重要的工作。现在回过头来看三联书店做的这个重要贡献应该说无论怎么评价都是不过分的。

当然90年代以后，三联有一些新的出版计划，像我参与的哈佛燕京的丛书，因为在三联早期，大部分的出版物主要是译介现代西方学术，本土的原创的学术研究在早几年并不是它的重点。到90年代慢慢向多方面发展，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与哈佛燕京合作，出版的哈佛燕京这一套的丛书。这套学术丛书不仅仅是把别人的学术通过翻译引进来，而是检验我们自己的学术生产的成果。现在已经出了很多了，也接近百种了。这些书从90年代到现在，将近20年，把中国学术成长的步伐在这里边呈现了。

如果我们今天要想追踪这一代的学人成长的步伐和他们的履记，这套书是很有代表的一个窗口，当然其中也有很多很重要的第一流的原创的学术作品。所以我想以这两个为例可以看出三联书店学术的品位，另外也可以看出来三联书店始终很注意与中青年学者打交道，交朋友。当时的文化中国编委会是北京一批表现最突出的青年学者，三联开始大胆的与他们合作，取得非常大的成功。

到90年代哈佛燕京丛书，因为它的作者大部分是中青年，但这些中青年随着时代的发展变成中年了，总体来讲虽然三联联系作者的面非常广，在文化领域也与很多的老学者有联系来出版他们的书，但整个学术的主战场是三联十分重视中青年的学者。这是三联在中青年学者、青年学人中影响特别大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刚才讲过三联与这些学者打交道，包括这些学者与三联打交道，互相之间是交朋友的关系。我们今天图书市场很多出版单位和作者是商业关系，不是学术的朋友。而三联在80年代到90年代到今天，我个人的经验是，和三联的关系不是商业的关系，要订合同，我要达到何种利益的诉求，三联从出版商的角度和我如何谈判。相互研究市场的操作，利益的分配等……和这些都没有关系。我自己和三联的关系是通过自己在三联出版一本书，跟三联跟广义的文化界交朋友，拓宽了自己在文化领域交朋友的渠道。三联和作者的关系也是这个关系，这个关系是非常珍贵的。这个关系中没有什么商业的考虑在内，而且我自己和三联签合同都是不看内容的。拿来我就是一签字，签完就寄回去了。

还有一个笑话，九五、九六年我在三联出版了一本书，我没仔细看合同，出版两个月后我给责编打电话，我说“稿费是不是应该付，因为一般是书一出就付稿费了”。结果老许告诉说“您老先生没看合同啊，我们现在都是版税制了”。版税制就是到年底才结算一次，我根本没看，不过三联也不是按照商业合同来的，然后老董在报表上一看我的书的销量就说，和他结了吧。就把我所有的版税1万多册就全部结了。我就是说这些例子可以看出学者和三联书店的关系是交朋友做文化的关系，不是说仅仅是从产业的方面入手的。这个关系在今天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推进出版事业前进时仍应珍视的三联的传统。

今年是三联书店成立80周年，所以我首先想三联书店致以我衷心的祝贺，如果说我的期望，那就是在今天中国整个市场经济的环境下，在整个文化、出版产业大发展的时代，三联在顺应这个形势的同时，怎样继续珍视、保留、发扬原来的传统，这个传统就是始终在文化事业的责任心。从参与推进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发展事业的责任心，和文化、学术界的老中青作者始终交朋友的传统，把三联书店办的更好，这就是我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