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实际上这个问题在昨天，我在昨天上午的发言当中已经讨论过很多了，关于审查的问题，关于分级制度的问题，你刚刚讲到又是昨天的新闻，电影被拉掉了，说到头来，中国还是延续苏联过去的那一套斯大林，他们把电影看得太重了，他们认为电影是暴动、革命，把电影的位置看得太高了。事实上到今天，我认为电影已经根本起不到这种作用了，它没有那么大的力量。像是美国，即使像是布什总统当任的时候，也可以出现像是《9.11》这样的电影，而且在加纳电影节得了金棕榈奖，那是提出非常尖锐的问题，认为布什家族和拉登，包括和萨达姆是勾结在一起的，制造了9.11，对于他唯一的限制就是，如果是17岁以下的儿童，必须由父母陪伴一起来看这部电影。这样一个直接针对当时总统的一部电影还可以公开发行，在美国公开发行，这是什么原因？我觉得已经在美国这个价值系统里面，已经不把电影看得那么重要了，而且它虽然是一个纪录片，但是还可以放映。
那么我就觉得，中国今天大可不必，艺术或者是电影这种东西，某种程度它就是一个桑拿，就像我们想去出汗，到蒸汽室里面出汗，然后跳到冷水池收缩，它起不到大作用。我认为艺术本身就是没有力量的东西，没有什么太了不起的东西。
我觉得今天能够把一个电影放映的小展览给关掉，我觉得这是非常可笑的，它是一种无力的人拍摄出来一些无力的东西，最后也是闲散的人去看一看，他能干什么，为什么要关掉。我现在一直在坚持做自己想拍摄的东西，而且现在也很方便，不像过去一定要用胶片还是什么，现在包括用相机、手机都可以拍摄，我认为这个想限制也限制不了。
很想继续的参加这个论坛，但是要走了，我在拍摄一个纪录片，关于儿童的，现在正在拍摄，为了这个论坛而赶上各个过来。
费大为：什么时候可以出来？
张元：今年9、10月份。
费大为：大家掌声感谢张元导演的参与。我们继续讨论，发言已经提出非常多非常有意思的观点，我们都可以慢慢地来讨论，但是现在先把话筒交给顾铮老师，他到现在还一直等着，不高兴了。
顾铮：的这次论坛对我来讲学习的机会更多，你交给我什么任务？
费大为：谈一谈你在多年以来研究、评论当中，有没有考虑过所谓的当下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比如当代性这个问题，是不是一个有的时候你会碰到的问题？对于汪建伟刚刚所说到的观点，你有什么看法呢？
顾铮：其实这个题目，让我脑子里面纠结了很长时间，自从短信发给“当代：未完成的艺术”，对我来讲这是一个困难的题目，为什么？未完成的艺术，是不是这个题目里面预示了应该有完成这么一个目标，完成和未完成在什么意义上可以去理解。比如作为一种艺术现象的当代艺术，它是不是有一种作为历史使命的这么一种要求，达到一种什么样的效果，或者达到一种什么样的认知，可以被大家认为松一口气是当代艺术完成或者不完成。当代艺术究竟有没有完成这么一说，包括刚刚汪建伟老师说的对于未来的向往，对于未来各自的认识，如果说有未来这么一种强烈的愿景、向往，未完成和未来是什么样的关系。
另外一个层面，从作品本身来看，我们经常会说完成度的问题，完成度，经常往往会说，尤其是说中国的艺术家，尤其是需要运用一些艺术媒介来进行创作的时候，最初可能会被一些评论家、国内外艺术家，总会被完成度而困扰，高完成度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被认为是完成，完美和完成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完美究竟是不是完成的等等一系列的纠结。但是其实从我自己对于影像，尤其是摄影方面的接触来看，包括张元导演在说的，他在看的60年代的艺术家，我们认为具有当代性的摄影家在内，为什么大批的艺术家在60年代会选择电影这样一种媒介进行探索，这里包括从完成度上来说，在50年代、60年代在摄影界，现在被认为是广义的当代艺术现场，引起轩然大波的罗伯特弗兰克，他的构图是开放的、不平衡的、颗粒粗放的，完成度这么差的东西，他怎么能够成为经典，在当时引起轩然大波。
罗伯特弗兰克在完成最著名的《美国人》影集以后，毫不犹豫扔下了摄影，不以摄影作为主要的创作方向，他拍了很多部电影，以他们的生活作为主要的内容进行拍摄。最近罗伯特弗兰克的电影被整理出来了，我们发现电影非常的粗糙，完成和未完成的，艺术家本人如何认识，完成和未完成和当代生活是什么样的关系，这给我们带来许许多多观念上面的冲击，我们为什么这么执著于完成这样一个概念。
有一张作品，在对称的走廊里面，一个残疾女士，这是现实当中的不如意之处，生命本身的不完美状态，形成一种对我们视觉的冲击打击，所谓不如意不美的形象会进入世人的视野，应该作为一种形象传播出来。我对这个题目可以引发我们很多思考，包括汪建伟老师所说的过程，当代可以理解为过程，这个过程是永不休止的探索，在什么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它是具有合法性，为什么？永不休止就是当代的合理性，或者说怎么样回到过去，把未来和过去的对话，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用什么样的方式重新连接起来，可以引发许多的思考，没有结论，我自己给不出一个确定的说法。首先把我的困惑说出来。
费大为：顾铮老师给出许多重要的问题，特别是他刚刚说到罗伯特弗兰克，他拍摄《美国人》，它改变了一个传播的所谓现代主义摄影的景观，而且在全世界有巨大的影响，因为聚焦不在中心点，而且有的时候，一些重要的形象并不是很清楚，或者构图是不精准的，或者是黑白对比是很粗糙的等等，这些完全不符合现代摄影的形象，用非常大胆的语言说出来。但是这个当中，可能有一种所谓的未完成，好像这个东西不完美的，我想问一下汪建伟老师，未完成本身会不会自己也会形成一种形式而反过来变成一种约束、一种创作、一种风格，举例来说，很多人都是在过程当中或者是未完成的感觉，或者是粗放的感觉，所谓当代的摄影，那这是不是一个陷阱呢？
汪建伟：还是接着谈弗兰克，他的出现，他的未完成体现在我们对完成这个概念的颠覆。但是它的区别就在于，是不是它颠覆的对象的标准最后成为他自身的标准。比如说颗粒、焦距，他是对抗、完美，我们现在会看见一个有趣的东西，颠覆变成一个比颠覆他的对象更要正确的一个形式，那么这就是要回到当代时间上来。所以我认为工地这个概念，为什么是头脑的工地，这个大厦是什么时候建成的，其实当第一次使用颗粒粗这个概念的时候，另外一个大厦已经建立起来了，那么这个时候，颗粒粗已经变得比颗粒细还要完美。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讲，永远对已构成的秩序进行斗争的一个时候，所以有的时候，当代艺术家要做的事情，你处在斗争中，我觉得这句话是比较准确的。
刚才费大为老师也在讲这个问题，也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某一种反抗，但是实际上，这届文献展的策展人专门谈到一个问题，他谈得比较精彩，他从物质的形态开始谈，他认为任何一个艺术作为物来判断，都记录了那个时间的密码，但是这个密码就是来自于两个方面，第一它的包容，第二它的抵抗。就是有的时候，你看见这个东西，它选择另外一个艺术家就是意大利当时画陶罐的艺术家，直接把它放在墨索里尼那个时代。杜尚当时做可携带博物馆作品的时候，恰恰是纳粹在整个巴黎占领的时候，他是通过一次一次把他的作品从巴黎带到马赛，这个时候发觉，密码不是在包容历史，而恰恰是在抵制这个历史，那么这就是费大为老师所说的，是不是在这个作品里，我们也会看见，某一种抵抗甚至于来的比抵抗那个对象还要完美，所以抵抗出现不意味着真理到场，只意味着抵抗到场，这个工作还没有做完，只是对现存秩序不信任，但是作为艺术家来讲，你的工作只是开始，那应该表现出你的态度是什么，而且不止是一个态度。
费大为：刚刚汪建伟先生说了一个有趣的说法：颠覆颠覆、抵抗抵抗，能不能用一个更加简单的方式来说，你到底抵抗什么呢？
汪建伟：其实不是我在抵抗，而是任何一个你的工作的起点，有的时候，你是否有一个敌人，就是有的时候你的工作最后会看见这个敌人，而不是你的工作，到时候你是为了抵抗它，最终你的结果是让你抵抗这个敌人更完美。其实当代艺术就是不要让你回到这样一个简单的逻辑里面去。
费大为：顾铮老师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顾铮：也许这个抵抗某种意义来讲，含有几个层面，一个是习惯性的抵抗，比如对于艺术的规则。
费大为：是惯性抵抗还是什么？
顾铮：相对于成熟个体的艺术创作，对于经验积累的个体来说，有一种习惯，区别于他人的这么一种，包括既有的规则，既有的一些反思、处事，这是一种习惯性的抵抗意思，这对艺术家来说，比较容易养成。对于习惯性抵抗的警惕和自我反省，就是要以抵抗作为自己的艺术一生基本的原则，或者说不抵抗，不抵抗一些规则，怎么样把这个规则再继续的深化，有没有可能性，语言性，当然我说这个话里面充满了悖论或者说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