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图像本身，照片本身也应该是开放的，在过去、现在、未来相互之间也许可以形成这么一种关系，他说毛处理在阴影当中是不是不妥，这个东西能不能拿下来。另外一张，我现在还原当时的情景，他的口气也没有这么的委婉，这张作品不要放。还有一个作品，铁丝网后面有一个女孩，他认为囚禁的意向不能出现，或者是引起联想。所以我们会发现，实施审查的这些人相当部分，他们是有极好的文学艺术的理解力在，最厉害的就是吉尔伦斯基，他是非常好的文学家、诗人，用无产阶级的铁拳，面对无产阶级敌人的时候，是最冷酷无情的，现在看到说吉尔伦斯基，有的人理解过度，有的他理解我的作品是有问题，所以有联系的，所谓对现实不如意的抵抗，或者不抵抗，需要做选择，在1986年的时候，我想现在这样的照片，谁也不认为它是具有什么颠覆性，太看得起这些照片了，也太看得起这些小青年了。当时觉得不妥我们就拿下来，人也是受利益所牵涉，因为这两张照片把展览毁掉没有意思。以他为对象进行抵抗，走向自我毁灭性的抵抗增强反而本身的合理性、合法性，我抵抗你才有存在的价值，反而我退让了，我无视你，刚刚所说的种种态度，可以被认为是一种阿Q精神，我不理你，无视你，你成为一个无形的存在，我们现在会有回忆、记忆，一旦有可能记忆的时候，我们把这个事情记下来，对自己作为一种经验，或者说作为一种传播，但是当时非常的合作，就拿下来。展览本身也就安然无事可以举行，一种自我毁灭性的抵抗和阿Q无视否定你的合法性，这是我们自己认为，否定你的合法性，我视你为无物，用这种方式自我化解掉心中的郁闷，但是不一定说自我审查因为我们所谓在拍的时候，没有对自己有什么限制，只是选择什么样的态度。所以人是各种力量作用之下的一种动物，所以汪建伟老师说起这个事情，我只能把当时的心境还原一下。谢谢！
费大为：我再稍微沿着这个主题说几句，既然说到审查的问题，这里面要引出来的问题，是不是被审查掉的作品就意味着抵抗的视线？我刚刚说中国的优势，到处存在审查制度，中国的审查制度做得比较明显，或者比较粗糙，比较符号化，比较生硬，比较原始，还不是高度发达的审查制度，而在西方是有发达的审查制度，这是后话。 在中国这样一个特定的环境下，往往确实是深刻的影响了至少在美术界，影响了美术界创造的发展，往往追求这种形式，只有比关掉我的作品才成功，把这个展览做到招来警察，关掉以后就奔走相告，那么这个展览就成功了。这里面是说，虽然审查制度到现在为止不像90年代那么的严重，但是这个问题还是在，我们在从事艺术的创作过程当中，能够无视审查制度，把所谓审查这样一个东西推到视线之外，这个是不是可以做到？还是把它考虑在内的东西？
汪建伟：我觉得两者都不可取，比如你是无法说把这个东西考虑在外的，但是我想举一个例子，我举这个例子想让我们来看一看一种新的抵抗和艺术语言是如此完美的在一起不可分割。我的问题是说，这两个东西一旦分离了，问题就出现了，真正好的东西，我觉得政治和美学是在一起的，是分离不出来的。一个西班牙籍墨西哥的艺术家，西班牙让他做西班牙馆，他只是把西班牙馆的门口给封了，写了一条标语，只有持西班牙护照的可以进入，这就是在攻击所谓全球化。我当时看了这个作品非常有感触，我保留20年出国签证的资料，最夸张的是，他要我死去父亲的生日，他毫不在乎，我在这个问题上是非常愤怒的，同时我也把这种愤怒传达给签证的地方。他还有一个作品，他在比利时，他去比利时的时候，他研究当地的报纸，所有当时雇给最低工资线的土耳其人，每个小时多少钱，比如每小时20美金，他让这些人到美术馆，干什么？就是根据这些人的劳动强度，他做了一道墙，这道墙是要倒的，他只需要两个人扛着，两个小时发给你的劳动强度和发给你的工资是符合比利时的法律报纸，当时所有人都在攻击他，说他残忍。但是他说只是告诉所有人，这是你们这里存在很长时间的事实。我的第一反应，最大的问题，我们把它分开了，我们一直相信有一个美学和它反映后面的政治，其实我觉得，好的当代艺术作品，正好恰恰攻击的就是这种分裂，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布莱希特在30年代的戏剧就说出这个问题美学跟政治是一个词，这是我的看法，我觉得一个好的当代艺术家，他的作品是让所有人共享在这个时间的事件，而且这个事件是让你无法把他的形式和所谓要反映的东西给它分离出来的，所以说从这一点来说，有一句话，好的当代艺术不需要媒介。
费大为：1989年我到法国筹办策划我在法国第一个大型的展览“为了昨天的中国明天”，我们开始找钱，在法国找很多大企业大银行，法国私人企业普遍反映，你们是哪边的，是中国政府这边的还是民主政宪这边的，我们说什么都不是，没有一个机构搞懂你们是在干什么的，最后还是法国文化部给的钱，法国文化部说只有一个标准，你要证明你所挑选的艺术家是中国在海外的艺术家里面最好的，只要有这一点就够了。因为法国文化部这些所谓的专员，他们来讨论通过这个计划的人其实都是专业的评论家。在当初做宣传的时候，正好是在89年关口的时候，在西方话题还是很热，这个时候怎么能够避开这个话题，这不是要害怕这个话题，恰恰我觉得在当时是一种勇气，是一种勇敢来提出，我们这个展览和89事情是没有关系的，是不直接反映这个主题的。我觉得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决定还是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