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不能涵盖公民精神的内容，而且在某些方面与公民精神背道而驰。即使从中国面临的最急迫的问题来考虑，民族主义也不宜提倡。
我们应该很好地利用这场经济、金融危机带来的机会，以培育国家的长期竞争力，而不是忙于拆迁和发行更多的货币，用以填充官员们越来越大的胃口。在现代，有长期竞争力的社会必定是自由...
在暴力冲突异常激烈的近代中国，呼吁有“理”代替“力”确实显出一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悲剧精神，但又反映了一种在现实剧变中的无奈。这种悲剧精神与无奈之感，确也是中国现代知识...
当今世界的麻烦在于，虽然全球化把主要经济体联成一气，但各国经济的“痛点”尚有不小的距离。缺乏对不同的痛点加以权衡的大体一致的感受，全球重回金本位的难度极大。
与杨、韩两位预言相反的是，中国加入WTO之后的2001年到2007年，并没有出现大灾难。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企业竞争力不断提升，人民生活水平继续提高，综合国力迅速增强。到2...
美国金改最大的教训就是，奥巴马政府试图依靠既得利益集团来改革，其结果必然是改革者被被改革者改革了，而没有人民与其前行的改革，也注定要走向黑暗的。
在中国背景里看问题，加息的作用与空间都有限。即使没有调整的滞后，加息也不能直接调节第二动脉里的货币运动。
目前，对中国最为重要的事情是“民富”，以及达到这个目标所必须的社会公正与公平，这才是立国的根本。面对更加复杂的局势，对外政策更需要公开和自由的讨论，汇集更多的信息和智慧
华尔街的银弹攻势对金改立法产生了极大影响，迫使奥巴马政府和国会在许多关键问题上一再妥协，金融改革力度大打折扣。
这种非理性的思维方式和发泄方式，扩大了“中国威胁论”的市场，增加了周边国家和其他相关国家对中国的疑虑和恐惧，并且给中国的国际交往放置了路边炸弹，大大伤害了中国的利益
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还是在真实经济领域，放松监管、金融行业不负责任行为虽然加剧了危机，但根源还在于收入差距导致的失衡，尤其是美国。
丸山真男在《日本的思想》中说，日本因缺乏“力图定立自己的历史地位的那种核心性的”思想传统而此丧失自我。其实，这个判断也大致适合今天的中国。
在东亚，中美两国结成共治集团是可行的，中国应该努力促进国际权力的和平演变。
加息等于给货币老虎丢出一块大一点的肉，好让那厮待在笼中，不要跑到市场上来乱咬一气。
如此复杂而宏大的立法为什么仍然不能让美国公众恢复对华尔街的信心呢？
和传统政治学说相比，自由主义在中国，可谓其生也晚。
作为一个潜在世界大国，中国要为国际秩序的可能崩溃做好准备，同时更须远离国内临界点。
一句话，文化的创新、繁荣，最重要的是宽松的政策环境和制度保障。
下半年GDP还会增长，广义货币也会增长，到今年年底我国的广义货币有可能等于年度GDP的200%上下。
没有谁不关心价格水平及其变动，所谓看不见之手分配人间的福利与财富，主要就是经由价格变化来进行的。
很长一段时间里，民主社会主义（又称社会民主主义）在中国是负面形象，是 “叛徒”。
“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是改革开放后的“核心问题”，从国家领导人到理论界、思想界激烈争论了十几年，而杨伟名却早就深深触及。
当国境之外的不友好事件增多时，中国在外交上的被动增加了民众的被包围感。
我们这辈人有一件事很幸运，就是亲眼目睹了中国经济从很少以货币运转，转变成要很多货币运转的历程。
在国企去垄断的改革中，一些配套改革也必须加强:提高透明度;严格区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与公共预算;加快政府职能转变.
经过计算追求时髦，不断改变说法，总给人以戴上了 “面具”的感觉，甚至有一种假戏真演的滑稽。
中国正处在蜕变（转型）时期，面临很多内外部的挑战，各种前景都有可能。
为人处世之道，以及成功不忘国家和社会责任的精神。这也是商帮留给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许许多多人不得不动辄说谎时，终将导致“说谎感”的丧失，最后是全社会诚信全无。
货币的平衡之道可能是双向的：把原本没有支付货币成本的自然资源送到市场上来“消费”货币。
